那時，上學變成了我最痛苦的一件事
記得去年年底，我剛演講結束，承辦人立刻就跟我約了下一場講座，主題是「校園霸凌防治」。承辦的老師問我，有沒有受過霸凌防治相關的訓練？
老實說，我沒有特別受過霸凌防治的訓練。不過，午休一覺醒來之後，班上所有同學瞬間都把我當成透明人，後續整整三年沒有人給過我好臉色看的日子，我倒是印象非常深刻。
當我試著想找人詢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時，那種唯恐避之而不及的表情、擔心被我碰到的肢體閃躲、刻意忽略我說話的時刻，都像是一根一根長著倒刺的針，一旦扎進心裡便難以拔起。
有好幾年的時間，上學變成了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我彷彿成了透明的空氣，我開始學會跟自己說話，也練習忽略自己的情緒。
我會帶零食和玩具到學校，看看有沒有人會因為這樣與我說上一句話。每當有人要我去福利社跑腿、去打掃他們的區域、把體育課的器材拖回器材室，我都甘之如飴，因為，終於有人願意「理」我了。
為什麼不跟老師講、不跟大人講？在那個年代，跟老師講了，等於沒有講；跟大人講了，說不定還因為「你怎麼這麼脆弱？怎麼會被欺負？」而挨罵。
每一天，在走進校門口之前，我都會刻意停下腳步、深呼吸，為自己打氣：「沒事的，你一定可以渡過這一天。」回家之前，我會再度提醒自己：「沒事的，跟課業無關的事情，也不用特別說出來。」
在痛苦中，生命經常會自己找到出口。
我更認真在課業上取得好成績，企圖不讓自己再被打倒。這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內在的情緒沒有獲得理解與宣洩。這些情緒並沒有昇華，只是壓抑。我變得害怕衝突、也害怕與人互動。
不過，這些同學並不是壞人。或許是因為們在跟我相處的過程中，也遭受了不舒服、覺得不被尊重（大概是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很愛講話、有時候講話也很犀利的人）說穿了，他們也用他們的方式找到如何與我相處。
大人只要願意傾聽就足夠了
多年之後，這些人紛紛成了各行各業很棒的角色，在臉書上看到他們為社會盡心盡力、認真經營自己的工作、成為很好的父母親。
到底誰該負最大的責任，好像也找不到了。只是每次想起這段往事，心，都還是難免揪一下。而這段經驗在我心中的保存期限，遠遠超乎我的想像。
那麼大人在這過程中，到底該扮演什麼角色？
每一次想起那個炎熱的午後，我都好希望有一個老師可以敏銳地覺察到我的笑容變少了、我在某些場合顯得很彆扭、我有幾次在學校掉了眼淚。
我不需要他們幫我解決問題，只希望他們可以不要每一堂課都要求我們分組、當我在團體活動中落單時試著幫我找台階下、有時候當我一個人愣在原地時可以陪我說幾句話。
當我覺得自己好像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時候，至少有一個人願意伸出援手，聽我說說話。這樣，其實就夠了。
本文經 遇見嘿狗狗-胡展誥心理師 同意授權轉載
圖：photoAC 數位編輯：陳宣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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