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諮商師留佩萱》小時候沒有人發現我曾經走丟,從那時候起,那個小小的我開始相信:我的存在,一點都不重要...

或許,當初我走回來後,若有人跟那個兩歲的我談發生了什麼事情、處理我的困惑、恐懼、和其他情緒,或許我的心不會關起來。或許在之後被傷害時,我知道我可以求救。

開始接觸IFS後,我也想著:那我呢?我有個「女超人」如此努力讓我達成成就,我的「照顧人」覺得她應該要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還有一部分的我讓我忘掉童年。她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她們想保護什麼?

我自己成為IFS個案後,發現原來內在還有更多保衛者:我有個「理智」部分會確保我只停留在分析和思考,只待在大腦就好,不要進到身體裡;還有另一部分常常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點都不嚴重」,她認為:比起其他人發生的創傷,我發生的事情應該不嚴重吧,我的家庭很正常啊!

我很要好的朋友莫莉曾經問我:「妳剛來美國念研究所時,到新的國家,會不會無法適應、覺得很孤獨?」莫莉家裡就住美國賓州,無論念書、工作都在離家車程兩小時內的地方,她從來沒有和家人分別身處在不同國家。

我思索著自己二○一二年剛到美國念碩士的感覺,回應她:「完全不會耶,自己一個人面對一切的感覺,十分熟悉。」我意識到,覺得「我只有自己一個人、不會有人幫助我」,這似乎是我人生中的主旋律,是我從小到大的感受。

雖然對小時候沒有太多記憶,然而我腦海中一直有個畫面,某次家族親戚們在某國家公園聚會,當時兩歲多的我跟在幾個親戚後面走,我停下來看了風景,然後轉眼間,他們就消失不見了。

我跟丟了。

記憶中接下來我遇到兩位阿姨,她們給我吃棒棒糖,帶著我到處走找家人。

當我終於接近家族親戚聚會的涼亭時,那個畫面長久以來一直刻印在腦海中─我看到,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不見了,還根本沒有人發現。

或許,從那時候起,那個小小的我開始相信:我的存在,一點都不重要。

我猜想童年的其他經驗,繼續加深那樣的信念。聽媽媽描述,小學一年級中午放學後我都是自己走回家、一個人在家待上一下午,鄰居常聽到我在家裡哭得很大聲,來敲門問我要不要去他們家,而我不願意。

我對於這些完全沒有任何記憶,我想,我的保衛者很努力幫助我遺忘。這樣的處境也不是要怪罪父母,畢竟他們需要工作、有經濟壓力、身邊沒有足夠的資源與支持,這也是許多父母親會碰到的狀況,父母們都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資源與幫助。

似乎,小時候的我就學到:「什麼事情都要自己面對,不會有人幫我」,而這底下更深的信念是:「我不重要、我會對別人造成負擔」。所以當小學時期長達四年被性騷擾時,我沒有跟家裡任何一個人說,我曾經嘗試向學校老師求救,但沒有人做任何事情,沒有人保護我。

上國中後,我發現了成績好這個浮木,原來成績好會被看見、會有力量、會讓別人認為我很重要。

於是我的「女超人」從那時候出現,一路以來,她幫助我達成各種成就、學歷、展現出讓大家讚賞的樣子。我的「照顧人」部分也出現了,她藉由不斷滿足別人的需求,讓別人喜歡我、覺得我很重要。

為了讓我不要碰觸受創孩子,我的「理智」部分確保我只停留在大腦思考、不要感受情緒。還有,那位「這才不嚴重」的部分會不斷說:「我的經歷一點都不嚴重啊,我只是被不當觸摸身體,又不是被強暴,這不嚴重吧!」

三十歲後,我才跟我媽透露小時候被性騷擾,也終於問起那個糾結已久的走失事件:「你們都沒有發現我不見了嗎?」

她當時忙著照顧剛出生的妹妹,以為我跟其他親戚在一起,我有個龐大的家族,大家都以為我跟別人在一起,所以沒注意到我不見了。

或許,當初我走回來後,若有人跟那個兩歲的我談發生了什麼事情、處理我的困惑、恐懼、和其他情緒,或許我的心不會關起來。或許在之後被傷害時,我知道我可以求救。

而許多父母不知道如何跟孩子談情緒,也不是他們的錯,這是家族和文化世代傳承下來的創傷─不知道如何有真摯的情感連結、不知道如何展現脆弱、不知道如何接納和表達情緒……。這些都不是只從我父母親才開始,而是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

我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早的祖先們,也都有他們自己內在被放逐的受創孩子,他們盡力用當時所擁有的資源和熟悉的方式來對待下一代。

他們可能沒有機會或方法自我療癒,於是把這些傷痛繼續傳下去。

我很幸運自己踏入了心理諮商領域,有機會處理這些議題,不再把創傷傳給下一代。這場復原之旅讓我找回自己,還有讓我更驚喜的,是看著父母也在成長與改變。我很感激現在能夠和媽媽對話、談論過去經驗對我的影響,讓我內心被凍結的孩子們感受到:她們是好好被愛的。

 

摘自 留佩萱《擁抱你的內在家庭:運用IFS,重新愛你的內在人格,療癒過去受的傷》/三采文化

Photo:PhotoAC ,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陳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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