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政府補助孩子4000元,是愛他還是害了他?

從孩子哇哇墜地的那一刻起,瑞典社會福利包含了給付480個工作天的育嬰津貼,加上每個月每個小孩1,050克朗的兒童津貼,領到小孩滿16歲,足16歲以後則是同等金額但是更名為學生津貼,只要孩子繼續就學中可以領到滿20歲。

開學後的第一個周末,我家升國小五年級的老大辰辰在全家出遊的車上,突然問:「爸爸,政府每個月真的有會寄一千多克朗給每個小孩嗎?」是的,從孩子哇哇墜地的那一刻起,瑞典社會福利包含了給付480個工作天的育嬰津貼,加上每個月每個小孩1,050克朗的兒童津貼,領到小孩滿16歲,足16歲以後則是同等金額但是更名為學生津貼,只要孩子繼續就學中可以領到滿20歲。

 

爸爸據實回答,也附加回問辰辰:「你覺得你每個月食衣住行的費用比1,050克朗多還是少呢?」孩子們互望一眼沒再多問,隨後告知我們她班上其他同學家裡的做法,有些家長把這筆款項直接交給孩子當每個月的零用錢。姑且不論11歲的孩子每個月可以支用1,050克郎〈約相當於台幣四千元〉是多是少還是適中,孩子如果能從中學習掌控金錢的能力並無不妥,但我認為如何讓孩子理解這筆款項的由來,對於教養孩子的金錢價值觀卻十分重要而關鍵。

 

最佳解釋應該是:因為爸媽都是盡責的納稅人,瑞典政府為了均衡照顧並支助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例如兒童、傷殘家庭、退休老人等,制定了蠻高的所得稅率〈一般為32.42%〉,國家財庫稅收才足以支付每個孩童1,050克郎,還有幫助社會上其他需要接受協助的人。最怕的是家長不恰當或不清楚的說明,讓孩子從小小年紀的11歲,就開始被政府餵養,而制約了自我的消費判斷力,一旦大環境失業人口遞增,稅收不敷福利政策的支出時,政府開始舉債試圖粉飾無底洞,失業民眾上工和不上工的收入差異不大,生活無憂靠社會救濟得以生存,這無異於政府依法施毒,民眾吸毒上癮的惡性循環。當然有責任心能免於毒害的瑞典人大有人在,正如有責任心的移民知道要戒毒,而能在異鄉闖出一片天的人也為數不少。

       

突然,眼前的畫面轉入了上週六的早上,老二儂儂救了一隻躺在窗外露台上的燕子,放在手裡的小動物站不起來當然也不會飛,六神無主的拍打著翅膀。孩子們立刻要了碗盆安置牠,我不太確定的是,小燕子是因為頭撞玻璃還在暈眩中,還是因為感覺得到我們的協助,異常安穩的在軟布上休息。

 

孩子們用吸管勉強餵食「水拌消化餅」讓牠補充些許能量。到了第三天,小燕子終於能再度試拍雙翅,牠飛、跌、再飛,再跌的,幾度掙扎後,孩子用雙手扶抱著牠,沒想到牠竟然安穩的窩在孩子的手心裡,再也不掙扎了,甚至很享受被孩子們雙手包覆的安全感。一度,想起牠墜落後的眼神,心想:「牠應該是掙扎在痛楚中吧?不能飛翔的小鳥應該會活得很沮喪吧?!」但現在的牠,卻失去了想再次飛上枝頭的動力,這讓我想起了目前國際上懸而未決的難民問題......

 

萬物生而不平等。歐洲爆發的難民潮,不管這群難民是真的難民尋求庇護,還是想要經濟移民因而遠離家園,對鄙視種族歧視的歐洲人來說,都認為應該要敞開心胸接納他們,但又有多少人,內心其實是千百個不願意,外國人來當自己的鄰居;要放下自己的優渥與福利,來疏解幾百萬正在跑路中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群,這真是人性極大的考驗......最終開放接納了,到底是「協助還是殘害」?到底是同理心的擴散,還是高傲而自以為是的關懷? 身為一位移民媽媽,我只能期望不管是瑞典人還是新進移民,其中有責任心的人民佔比,遠高過施毒吸毒的人才好。

       

我個人深切的認為,如果「負責任」的大人太少,那麼,無論是被社會福利餵養的孩童,或者是在戰火下逃難中的兒童,精神上被殘害的程度其實不相上下。瑞典社會努力達到均等均富的「我值得」的人權心態,其實已經塑造出領社會救濟金度日養家的下一代,青壯族群中,不乏存在著很會領取政府各式各樣名目社會救濟金,而不反問自己是否盡到納稅責任?自己到底為社會貢獻了甚麼的人們,予取予求不知感恩,甚至居高臨上的叫囂無條件「接納」難民,殊不知今日瑞典已經舉債度日,學校教育評鑑在國際排名中逐年衰退,政客為求選票及私利,繼續承諾與現實不符,今天講明天跳票的諾言,收買選民,不願認錯死也不能遺臭萬年的讓國家陷入僵局,還要收容難民,讓他們來一起陪葬嗎?

 

希臘政府就是一個實例在眼前。人類要能延續在地球上生存的價值,必須折衷物競天擇的野蠻與文明進化的官僚,此時,想起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值得當代人咀嚼深究其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親疏遠近,家庭教育對人類繁衍的重要性絕對是不容忽視的,如何教養出有責任心的新一代是每個未來家庭最大的課題。小燕子放棄了自力救助,選擇安逸於碗盆中,我又奈何?面對難民,不同文不同種的我們,用先入為主的評斷,給予多少「協助還是殘害」才足夠,多少「同情還是高傲」才能滿足自以為是的關懷!?

 

人類生而不平等的事實隨時都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裡驗證著。 社會主義思想強盛的瑞典,自1919年女性獲投票權後,實踐女男平等的努力,同時與採納高稅率以求人人均富平等的政策主導了瑞典過去近一百年來的社會。二次大戰後,表面中立的瑞典得以榮登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於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福利政策規劃更加大張旗鼓的制富濟貧,直到1976年3月10日於瑞典主要報章《Expressen》登出瑞典著名的童話女作家阿斯特麗德.林格蘭〈Astrid Lindgren〉撰寫的一篇諷刺論述文,文中指出社會民主黨的稅制政策下,作家的高所得稅稅率竟然高達102%!因而間接影響該黨第一次在執政四十年後選舉失利,偏右派的自由保守黨聯盟方得以再次執政。

 

然而,當我在市區租用的辦公室工作一兩年後,得知清潔公司人員夏天同享一個月的支薪休假假期,才刺激我開始抽絲剝繭的,進一步研究探索這齊頭式社福制度下的社會。這樣的平等,到底是真平等還是假平等?在對應難民潮,以及和孩子解釋說明,「他們的補助金」到底是從那裡來的當下,我有了更深的省思和責任感,如何讓孩子不在高社會福利的平等餵養下,成為失去自我生存能力的下一代,我只能從家庭教育著手,確保孩子擁有一個看得到陽光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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