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 黃惠偵〉和解不只需要愛

自言若是20歲拍攝以自己家庭背景為素材的紀錄片,肯定「怨天、怨地、怨社會」,黃惠偵擁有與一般人不一樣的父母,她只能在成長過程中慢慢與自己和解,然後才能理解母親,與母親和解。

自言若是20歲拍攝以自己家庭背景為素材的紀錄片,肯定「怨天、怨地、怨社會」,黃惠偵擁有與一般人不一樣的父母,她只能在成長過程中慢慢與自己和解,然後才能理解母親,與母親和解。

(本文由黃惠偵口述、黃啟菱採訪整理)

我6歲開始做牽亡(註:一種民俗喪葬陣頭,同時具有招魂、超渡的法事形式,也有慰靈娛人及教化功能的民間小戲),小學三年級輟學,爸爸酗酒、家暴,媽媽忙工作、交女友,家裡總是只有我和妹妹,那時覺得人生好苦,長大想出家當尼姑。後來聽說,出家也要錢、廟裡還有分派系,真讓人絕望,人生好像已經沒有任何可能了。

媽媽20歲生我,不久後又生妹妹,原本她去工作時會交給保母帶,但太花錢了,她就把我們帶著、一起去出陣頭;工作結束後,她再把我跟我妹留在家裡,自己出去,回家後就躺在床上看電視,跟我們沒有什麼互動。

雖然覺得寂寞,但也不敢請媽媽多陪我,一方面習慣了這種不互動的互動,一方面也覺得媽媽為了這個家,已經很辛苦。我小時候就懂事到可怕,覺得凡事要忍耐。

我還在學時,也會去同學家玩,發現別人的媽媽都在家,會煮飯、切水果,而且課本裡面畫的媽媽都在家裡做早餐、灑掃,慢慢才覺得,我媽好像不一樣。

我爸呢?他也總是不在家。他是油漆工,只要領到錢,就去打牌,輸光了再去工作。喝醉酒、打老婆,是我認知的父親形象,就像妖怪。我跟我妹都討厭他,很少叫他爸爸,雖然他沒有打我,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保護媽媽,常常想:「如果家裡沒有爸爸那有多好啊!」


發現媽媽是同志
10歲那年,媽媽帶著我跟妹妹逃家,原本以為逃離了痛苦,沒想到隔年又陷入另一種的痛苦。

那是1989年,我印象很深刻,因為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我在電視上看到坦克車開往人民,覺得好不可思議。正是在此刻,我聽到兩個長輩在聊天,指著我說:「她媽是同志,喜歡女生,變態,不正常。」

我早就知道媽媽會交女朋友,我們還沒離家時,她就會帶女朋友回家過夜,逃出家之後,也都一直有女朋友跟我們同住,還蠻自然的。只是,語言的力量好巨大,別人的一句話,就改變了我跟媽媽的關係,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她喜歡女生,是不對的事情。

我回家之後,一直打量媽媽,眼前這個跟我生活了11年的人,有人說她是變態,我想看看她到底哪裡變態,但我看不出所以然,只覺得她是我熟悉、我愛、我重要的人。

那畢竟是90年代末期啊!跟同志相關的訊息,都是負面的,全都在印證那位長輩講的話,我媽好像真的不正常。
我很掙扎,我愛我媽,也需要她,但所有訊息都在說「她不對、她不正常」,那我是「不正常的人生的小孩」,如果我不反對她,我就跟她一樣不正常囉?我很痛苦,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然,只覺得我必須要站在我媽對面、跟她對立,才能讓我是正常的。


想學拍片,因為想要有詮釋權

這樣子的煎熬,一直到我20歲之後,才有些轉變。1998年,我還在做牽亡,楊力州導演來拍我們,我第一次認識紀錄片,原來只要小攝影機就可以拍片,我一直問力州導演說「這多少錢?」、「這怎麼用?」他也很nice的回答我,後來還寫信邀我去看紀錄片影展。

在影展中,我看到了陳俊志導演拍的《美麗少年》,我好驚訝喔,原來同志可以這樣被述說,於是,我有了想說故事的念頭,我也想要有一台攝影機,來告訴大家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我開始去蘆荻社區大學上課,認識了許多人,後來還去紀錄片工會工作。

又過了幾年,我才明白,為什麼我當年看到攝影機那麼有感,因為我也想要有詮釋權。我身上有太多標籤了,媽媽是同志,我小時候失學,又在做牽亡──你幾乎不知道要怎麼跟別人說明這是什麼工作;新聞都說,那些失學的中輟生,在做陣頭的,都是問題少年,都會飆車、吸毒、拿開山刀去砍人,有時會想,為什麼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們,但都這樣形容我們。


拍紀錄片才開始了解媽媽

我34歲時生小孩,身分轉換後,才發現,我黃惠偵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媽媽,我已經活了30幾年,不會因為今天生產了,就突然變成無敵女超人。媽媽也是有侷限的,過往我那些對媽媽角色的想像與期待,實在太天真。

原來我過去一直在期待我媽媽成為她不是的人。

我認識我媽時,她已經是我媽,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從哪裡來、有怎麼樣的生長過程、為什麼進入婚姻。我開始重新看待我跟媽媽一起經歷的那些事。

我媽身體不好,每天都要吃好多藥,曾經兩次小中風,有一次還差點要做心導管手術,我真怕到她過世前,我都還沒有處理好跟她的關係。

我想把這個故事講完的念頭愈來愈強,就開始寫企劃案、投補助,也入選了。2014年,我開始請外面的團隊來拍,做了很多場她的訪問,每次都長達三、四個小時,透過攝影機,我找到跟她接近的方法。

因為拍片,我才知道她小時候看到人會很害怕,不知道要怎麼互動,逢年過節、有親戚來時,她都會躲到樹上。現在她很幽默、很有趣,擅長跟朋友講垃圾話,但她沒辦法講心裡的感受,她的不表達,其實是不知如何去梳理過往。

她因為跟女友吵架,才各自賭氣結婚,結果兩人都嫁得很慘。她對被家暴這件事情覺得丟臉,至今難以啟齒。她說,曾想找殺手殺我爸,但不知去哪找,而且也沒錢。她在帶我們逃出來之後,又陸續搬過30幾次家,怕被找到,直到爸爸自殺。

因為拍片,我才知道,她都跟女朋友說我跟妹妹是她領養的。

最後一場訪問,我問她,知不知道爸爸會叫我摸他、為什麼讓我跟爸爸睡同房。這件事一直卡著我。我假設她知道。我當媽媽後,就連小孩學走路跌倒,我都會很自責,我想要告訴她:我知道你很辛苦,我沒有怪你這件事情。我不希望她一輩子帶著這份自責。

後來拍攝素材分別剪成了《日常對話》與《我和我的T媽媽》,分別是電影版與電視版,敘事結構不一樣,對我自己來說,兩部片分別是我給媽媽的情書與我的自述。


沒有任何關係是「理所當然」

慢慢我學習去理解,天底下沒有哪一種關係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一定要愛」,其實是有很多現實條件的。把你自己置換成她,你會怎麼做呢?所謂和解,不是單純的感性、也不是單純的理性,而是在理性理解後,再去梳理感覺與愛。

做一個人,能夠有機會創作,真是很奢侈的幸福。我跟我媽經歷的,外人看起來狗屁倒灶、不幸的人生,也能用比較有建設性的方法來做回饋;我們曾經經歷的,未來還可能有人再經歷,把我們的故事講出來,可能對別人會有幫助。

雖然經歷的苦難多於安樂,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就是那些過去好的、不好的事情加總累積成我。我還是感謝媽媽,如果不是她,我不會有機會來到世界上,如果人生一路都很順利,我不會理解他人的苦,這是作為人很重要的事情。

我女兒現在也會問:「你愛我嗎?」人對於愛的追求跟質疑是天生的,我跟我媽的問題解決了,接下來,可能要面對我跟我女兒的。

 

和解的瞬間
我起初野心很大,希望拍片能做到我跟自己的和解、我跟我媽的和解、我媽跟她自己的和解。

我跟自己的和解,就花了30多年。很多人看到片子,都覺得裡面是很有愛的,有很多的包容與理解,很正面,我都會說,如果我在20歲就拍了、剪了,那會是部「怨天、怨地、怨社會」的片子。後來的我,有不一樣的角度理解這些事情。

我跟我媽的和解,是在她看到完整影片的當下。她第一次看就是在華山,那麼大的螢幕,裡面是我和她,她抽離出來,在觀眾的位置,彷彿在看別人的生命故事,那是很奇妙的經驗,我想她可能是第一次有距離的看自己。我們通常都是在很裡面的,看不到事情全部的樣貌。

也因為她被關在戲院裡,一定要看完,一定會聽到我傳達的聲音,她才真正理解我到底要對她說什麼。後來她心情好了一個月,每天情緒品質都很好,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在這種狀態。

至於她自己跟自己的和解,真的有點難,不過她有說,把事情說出來比較輕鬆了,至於她能放下多少,就隨緣吧。

紀錄片導演黃惠偵,關注移工、土地正義等議題,新作《日常對話》以自己的家庭故事為素材,入圍金馬獎也入選了柏林影展。父親酗酒,母親是同性戀者,在那個封閉的時代更顯得禁忌,黃惠偵命中註定要經歷與眾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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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出自第期未來Famiy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