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老師是人不是神，師者不再只是傳道授業解惑，具備足夠的法律常識，才能因應學生及家長的各種狀況。然而，教學現場每天面對的，不只是教學，還有檢舉、申訴、餵藥委託、管教爭議等層出不窮的挑戰。究竟哪些是教師依法應負的責任？哪些又是家長無法轉嫁的義務？透過真實判決案例，一起釐清親師權責的界線，讓法律成為保護彼此、而非製造對立的工具。
家長經國教署信箱檢舉德昊有以下行為：開黃腔、性暗示的手勢而造成學生不舒服的行為，以及有情緒不穩、大聲叫罵並對學生爆粗口、拍桌摔打教室內用品及甩門等暴力行為來恐嚇學生。
但經性別調查、校事會議調查，均不成立性騷擾、不當管教。而後德昊認為家長並無任何證據即對其不實指控，致使名譽受損，引發精神痛苦，起訴請求家長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5萬元。
在民事上名譽權侵害，應該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的依據，如果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的評價受到貶損，不論行為人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並不以廣布社會為必要，只要使第三人知悉其事就可以[2]，且行為人的行為可能侵害他人名譽之虞者，應先進行合理之查證，才可以免責。
從學校的約談紀錄綜合證據資料來判斷，這些行為的部分內容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為真，因此認定家長沒有盡到合理查證義務。其行為侵害德昊名譽權，家長與學生應連帶賠償新臺幣5萬元。
結論：當我們清楚理解自己的義務邊界，學會運用法律賦予的輔導管教權，並且掌握如「輔導紀錄」等關鍵工具，我們就能為自己築起一道堅實的防線。
因為在多變的親師生關係中，盲目的退讓換不來親師生的和諧，唯有清晰的教育邊界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建構這些法規與工具，並非為了在校園中製造對立與防備，而是為了在衝突來臨時，第一時間穩定教師的心情。
當我們把法律常識內化為教學的一部分，讓心中有邊界、手裡有武器，在面對外界不合理的質疑與道德勒索時，便能少一點恐懼，多一分坦然。唯有如此，教師們才能不需要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是能在法律撐起的安全網下，毫無後顧之憂地施展教育熱忱，將所有的專注力，重新回歸陪伴孩子成長的初衷。
德昊因注意力不全過動症需服藥，依德昊母親交付學校之服藥委託書，載明德昊應於每日上午8時10分服用長效之利長能，利他能則為短效備用藥物。但是學校卻於9月份的連續18天「同時」給予德昊服用利長能、利他能，致德昊有食慾下降、失眠、心跳過快之後遺症。家長認為學校的行為已侵害德昊之身體權、健康權、受教育權、人格發展權，故請求包含精神慰撫金在內，合計50萬元的損害賠償。
法院怎麼說？
首先，儘管特殊教育法第18條強調服務應符合適性化和融合精神，但學校的教育行政人員並非醫療專業人員，且《特教法》並未明文規定學校有為特教學生提供服藥的公法上義務。協助子女就醫、服藥並維護健康，是父母履行保護教養子女的義務。父母即便透過填寫「服藥委託書」請學校代為執行，這也僅是協助性質，不會將父母的私法義務轉變為國家行使公權力。
其次，關於家長主張德昊因在校服藥過量，而導致嚴重後遺症及身體健康權受損一事，依據醫院紀錄難以採信。醫院函覆顯示，德昊在事發期間（9月連續服藥18日）後，直到隔年5月回診期間，從未主訴有同時服用兩種藥物產生副作用的情況。這使得家長主張服藥過量造成損害的說法，缺乏客觀醫療證據支持。
總結來說，由於學校提供服藥協助並非行使公權力，且家長未能提供足夠的醫療證據證明德昊的損害與學校行為有因果關係，因此，家長依據《國家賠償法》或《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向學校請求損害賠償的主張，均缺乏法律依據。
我相信餵藥這件事情真的很困擾低年級或學前教育的教師，要幫也不是，不幫也不是！我也沒有定論，我想就取決於教師與家長之間的互相信任感吧！畢竟，彼此都會有需要他人幫忙的時候，但是家長們必須知道，餵藥照顧孩子是家長的責任，不能將自己的責任外包給教師。
老師會炸鍋，是因為部分家長理所當然認為餵藥是學校該幫忙的，而忘了這是家長本來的責任，但如果能基於互信與體諒的前提，我想很多事情都可以順利圓滿。
[1] 參考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度苗小字第216號民事判決（民國114年6月20日）
[2] 註：多少人知情只會影響到賠償金的多寡。
[3]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國易字第3號民事判決（113年8月14日）
摘自 吳明潔 《關心學生，竟然官司纏身？教師專屬的法律諮商室》/ 三采
文章首圖：AI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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