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是強逼自己讀書的。非得要考到第一名，才有在這個家吃飯睡覺的資格。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但就是一定要上首爾大學，就是這樣。考上的時候老師打電話來家裡，其他家人真的都開心到跳起來歡呼，但我在那個瞬間卻有著重重的失落感。非常空虛，覺得前途一片黑暗。
親戚們全都聚在家裡辦了一場宴會，但我卻不覺得開心。我是在什麼資源都沒有的情況下拿到教師用的題庫，都是自己解題的，我明明是自己一個人讀的書，大家卻把這當成是他們的快樂一樣在那邊慶祝。
我二十出頭的時候也不大能適應大學生活，情緒上也很疲憊，家人們聚在一起就會讓我坐著，對著我嘮嘮叨叨，說不行的話就去找個加油站打工之類的。『妳應該要提供妳擁有的資源啊，為什麼還在那邊浪費（我們的資源）呢。』類似這種感覺，就是把我當成…該怎麼說呢？有種把我當成垃圾的感覺。」
瑞真用讀書來證明自己，而那有的時候也成為一種負擔。
十幾年來，瑞真的家人在沒有父母直接的經濟資助之下生活。她上學回來，發現爸爸失去蹤影，然後下一次見到面就是在看守所了。她跟媽媽說想要去住學校的宿舍，媽媽讓瑞真坐下，然後說：「我在妳身上花的錢已經這麼多了，我為什麼非得投資妳不可？」瑞真試圖自殺好幾次，第一次的經驗是在考試的前夕。
「爸爸喜歡數學，所以他的野心就是想要送我去上理工大學。替他實現他未完成的夢想。每次我數學考不好，家裡的氣氛就冰冷到不行。真的很討厭。這次要是再沒考好的話，真的會……人不是會有一種預感嗎。就有一種這次可能會死的感覺。真的去考試的話一定會搞砸，我就想說只要把身體弄壞就好了。所以就把家裡有的藥混在一起，大概吃了50顆左右，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急診室裡。都發生這種事了，我想要是再因為考試分數被罵的話有點不正常吧，但期末考的時候又被罵了。
拿到成績單之後，爸爸就用擺在旁邊的一本厚20公分的書砸我的頭。那是我第一次跟著一起生氣。你們不是明明說成績不好也沒關係嗎？為什麼一拿到成績單，說過的話又變了。然後媽媽站在後面雙手抱胸，說：『吃藥的人是妳耶，我又沒吃。』不過家人們都說不記得這件事了。我被家暴的事情，他們自己倒是忘得一乾二淨了。」
瑞真說她第一次離開家，搬到考試院住的那天真的很幸福。雖然房間連窗戶都沒有，但一想到父母不在這裡，就感到非常放鬆。
我問她最後還有什麼話想說，瑞真是這樣回答的：「奶奶一直讓我跟家人好好相處，但她懂什麼？不是她的人生嘛。其實，逃走也是一種勇氣。如果逃不了，就想辦法製造出有辦法逃的路然後逃吧。逃跑這件事也是需要反覆練習和技巧的，所以要多學著點。人是不會變的，所以就拋下吧。這些是我想說的。」(相關閱讀：原生家庭太沈重，如果我的父親還在，他應該會說：女兒，妳很盡力了，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吧)
雖然我的受訪者們各自都擁有不同的故事，卻也有共同點。
只要不是憂鬱症變得非常嚴重，難以動彈身體的程度，她們大多都把社會上的自我維持得很好。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夠不被任何人發現自己生病的事實。
她們很清楚自己的經驗在別人耳裡聽來如何，而且說的時候是有在思考這些的。在敘述自己遭受家暴或性暴力的經驗時，很少有邊哭邊說的。她們把自己的傷口描述得越好，我就越忍不住想到她們究竟度過了多少痛苦的時光，才讓她們能說得如此流暢呢？
無論她們屬於哪裡、達到了什麼成就，她們仍然覺得那些結果不符合自己，認為「搞不好哪一天就露餡了」。她們不太接受原原本本的自己，反而無論何時都會自我檢討：「我對得起養我的飯錢嗎？我有這個價值嗎？」連生病的時候也是。她們會自問：像我這種人有資格生病嗎？而且也總是遇到不去好好定義病人症狀、做出模糊診斷的醫生，或者得到幾種全然不同的診斷名，加重她們的混亂。如果別人遇到，一定會覺得是虐待或暴力的情況，卻因為經歷的人是自己，便開始陷入煩惱與疑問，對於自己的經驗抱持著無止盡的懷疑。
子女想要守護家人的努力是很容易貶值的。孩子們能敏銳地察覺發生在家庭内的親密暴力，也會受到影響。她們拼命想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女兒不管年紀有多小，都能察覺媽媽的悲傷，並且想要安慰媽媽。了不讓家人操額外的心，努力想當一個「自動自發的」善良女兒，拼命想多分擔一點家人的煩惱，成為值得他們驕傲的對象。然而在某個瞬間達到了極限，就「砰」地一聲爆炸了。
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在她的著作《All aout Love》開頭便重新定義了所謂的愛。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總是把愛視為一種特別的感情。認為對某個人有感情上的深陷與沉迷就是所謂的愛。胡克斯認為種定義是錯的，表示正因為這種錯誤的定義，使許多暴力得以在愛的名義下進行，周圍也只得袖手旁觀。
我讀到「大部分的家庭中都不存在愛」的部分時，實在覺得非常痛快。究竟有多少家暴事件是發生在「充滿愛的家庭」裡呢？像這樣在家庭中形成，沒有好好被照護的傷口是很容易被傳下去的。人說憂鬱症就是家族史，並不只是在討論遺傳基因而已。
摘自 河美娜《我的痛苦有名字嗎？》/ 大塊文化
Photo：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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