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原住民都靠加分」。但我沒有加過分。父親那個年代沒有，我也沒有。每次有人帶著惡意挑釁地問起，我說沒有，絕大多數的人都很意外。其實沒有什麼好意外，人生本來就無法加分。
我還記得，高中聯考放榜那一天，我一如自己預期考上了中部的女校「台中女中」，這是一間被大部分師生家長認定的第一志願。
放榜這天剛好是父親的生日，母親煮了一桌父親愛吃的魚、麵、野菜，要我保密，說等爸爸下班回來後，要我把考上第一志願的好消息當作生日禮物。
其實我從來不曾念過什麼明星學校，父母也沒有閒錢讓我去學才藝或補習。從小隨父母的工作遷移，租過很多地方住，適應不同的環境、跟不同的鄰居小朋友打交道，就是我的才藝。國小一年級以後，我隨父母住在當年台中縣的鄉下，去國小讀書靠走路，到國中就靠騎腳踏車，每天騎四公里腳踏車去上學，放學後又騎四公里回家。上學的時候是下坡，回家可就一路上坡了。整整四公里，每天回程時，最大的樂趣就是跟同方向的同學挑戰如何腳不觸地一路上坡衝回家，只要辦得到，一整晚就很開心，等待明天回家時再騎一次，日復一日。
我並非來自赤貧的家庭，但的確沒有獨立的書房，讀書的空間也很變化多端，有時候在媽媽的梳妝台，有時候在樓梯間的小書桌，有時候是晚餐後，媽媽把碗盤收走之後，在那張圓圓的餐桌上準備考試。當時還小的弟弟經常在我身邊跑來跑去玩耍、吵架、嬉鬧。國中就這樣過了三年，然後硬著頭皮去考聯考。我的父親沒有預期我會考上當時的第一志願。
當屋子裡已經瀰漫著飯菜香，他一如往常，下班回來，依然像在生產線上一般動作著——先走到衣架前換下工廠制服、走到廁所洗手、走到冰箱前開一瓶啤酒、看我擺好碗筷後就走到餐桌邊坐下。禱告後，他感謝媽媽為他煮了一桌生日餐，我終於等到了最好的時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跟他說：「爸，我考上台中女中了。」
他驚訝地看著我：「今天放榜嗎？」問了幾次，然後他重複著我講的話，不敢置信的樣子。過去他總是檢查我的成績單，嚴肅地要我考好，若還有力氣多唸我兩句，便講一堆人生大道理，還說考上第一志願就好辦，若不認真考不上，我的人生就跌落谷底，隨便我自己......云云， 說得挺不在意。但他此刻卻驚訝的看著我。
不到幾秒鐘的時間他回過神，然後握住我的雙手，說：「不簡單哪！不簡單哪！」我很意外，這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看到他流下眼淚。
我當時倒是相當冷靜，因為不知道考上台中女中竟然可以逼出爸爸的眼淚。當時我無法理解，為何我的成績單威力如此強大，然後就高興的吃著晚餐，隨後跟父母聊著，台中女中的地址在哪裡，以後要怎麼上學，原來中女的制服也是綠色的......
不能加分的考試
念完高中，就要考大學了。當年的大學聯考，若有任何考生擁有「特殊考生」的身分，也想以「特殊身分」參加考試，可以跟老師要求領取特殊考生報名表，若沒有領表，老師會給你一般生的報名表。
我就是一個以「一般生」身分參加大學聯考的學生。坊間很多人提到「加分」，幾乎都是去脈絡化的刻板印象。
記得剛入學時，我想加入原住民學生專屬的社團，所以經過幾天，百般打聽，透過學校一位以非原民學生組成的「山地服務社」的社長，打聽到校園內的確有一個由原住民學生組成的社團。東問西問，終於讓我找到負責主持的學長。
學長萬萬沒想到，竟然有人自己找上門，他半開玩笑地說：「我註冊那一天就去教務處找學弟妹，怎麼沒有看到妳？ 妳沒有加分？ 這個學妹很驕傲喔！」我聽了才知道，原來大學註冊第一天，原住民籍的學長姊就在招募原民生學弟妹參加社團，但是由於我沒有在「特種身分考生」的名單中，學長找不到我。
回溯特殊身分學生加分的歷史，其來有自。一九五○年代，政府為了遂行漢化目的，並為革除「日語」，陸續針對「邊疆生」「蒙藏生」「山地生」提出升學加分優惠政策。在我讀書的年代，大多數的原民家庭依然艱苦，所以有些家庭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孩子被降低錄取標準，好進入大學就讀，一心想翻轉被不公平的階級制度控制的命運。
但從完全聽不懂華語的孩子，突然快速且大量被吸納進入講華語的教育體系之後，想要升學就必須要用華語文參加考試，上學、工作的環境毫無講族語的環境，獨尊華語的風潮進入高峰，我們也都跟大家一樣被要求「禁說方言」，這也導致各族族語大量流失。
實際上數十年來，台灣原住民族語的確已面臨瀕死的命運，此項政策的確是幫兇之一。如果這一代三、四十歲的青年父母已經不會講族語，他們的孩子當然不會講族語。
到了我已經畢業、出社會的二○○○年以後，原民人口經過四十年的遷移與都市化，原民籍的學者、專家、政治人物開始思考，若學習族語的環境如此貧瘠，應該將原本的加分制度轉型，讓它成為拯救瀕死語言的手段之一。
因此，從二○○六年開始，已經把華語當成第一語言的原民生，若想要在大考中加分，必須先通過族語認證考試，這是比「一般生」花更多時間學習、更嚴格的自我要求，這項制度沿用到今，也是一個民族力求民族生命延續不得不的做法。
若了解這些歷史脈絡，就該體認到，任何「原住民都靠加分」的論調，都是惡意的攻擊，是當今文憑市場最殘忍的競爭行為，最錯誤的教育話術——不但讓孩子與同儕之間反目成仇，還用貶低別人家孩子智能的手段，合理化自己（或孩子）可能要面臨的失敗。
在大學聯考後，我放棄了很多人覺得好棒棒的法律系、外文系，選擇了當時沒有人知道到底在讀什麼的「社會學系」。母親當時不太能理解，為何放著有「鐵飯碗」保障的「師專」「師範」不讀，相當憂慮。父親倒是一派輕鬆，志願隨便我填，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他那麼大方，我認為可能是他也開始學習信任孩子，我也順勢使用了我自由的權利。
我認為從這個階段開始，父親對我的人生規劃，便開始慢慢放手。他發現孩子與他不同，孩子不用做跟父母一樣的工作，因為世界不同了。如果價值不同了，我們要如何繼續追求過時的價值？
當父母的怎麼可以以為自己是完美的？ 如果孩子失敗了，就讓他／她自己站起來。唯一需要提醒的，就是絕對不要失去對生命的樂趣。
摘自 Kolas Yotaka《愛是一條線》/天下文化
作者簡介
Kolas Yotaka
來自花蓮縣玉里鎮Halawan部落的阿美族人；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政治工作者、記者、譯者、主播，還不斷想念父親的人。
圖片來源：Kolas Yotaka臉書
數位編輯：王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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