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回想起來，我的人生好像是從十五歲那一刻就被迫按下了快轉鍵。
那時候我才國中畢業，照理說應該是要跟同學一樣去讀高中、去玩、去享受青春的年紀，但是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不允許，那時候在台南已經待不下去了，爸爸欠了一屁股債，我們是連夜「跑路」上來台北的 。
那時候心裡會不會不平衡？ 當然會啊！ 我看著別的同學都可以繼續升學，為什麼我得要出來工作？為什麼我得要面對這些大人的問題？
坐在北上的野雞車裡，看著窗外的風景一直往後退，我心裡其實很茫然，不知道未來在哪裡，只知道家裡沒錢，我如果不做，這個家可能就真的垮了。
我是被環境逼著長大的，那時候腦袋裡只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
這段「沒有童年」的經歷，雖然現在講起來雲淡風輕，但其實這種被迫提早面對社會現實的痛，是刻在骨子裡的，卻也因為這樣，我很早就看清了社會的運作邏輯：沒有人會義務幫你，你想要什麼，就得靠這雙手自己去拚。
這也成為我後來教養孩子最重要的底氣――我不希望他們過得太舒服，因為「舒適圈」待久了，人是會「軟腳」的。
提到我的父親，大家可能以為我會說他多偉大，但老實說，他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反面教材」，也就是人家說的「逆行菩薩」。
我爸爸以前很有才華，他是那卡西（Nakashi）樂團的領班，吉他彈得很好，唱歌又好聽，在那樣夜生活的圈子裡很吃得開，很多同事與客戶都很喜歡他。但小時候我對他的印象，就是他總是在睡覺，因為他過的是日夜顛倒的夜生活。
等他醒來，往往就是喝酒、賭博、吃檳榔。他吃檳榔吃到什麼程度？ 他是那種睡覺時嘴巴還要含著一口檳榔才能睡的人，邊睡邊咬，最後也因為這樣得了口腔癌。
除了壞習慣，他對家庭也是缺席的。小時候我常在半夜被下班喝醉酒回來的他叫醒，他會強迫我聽他彈吉他、唱歌，那時候我覺得很煩、很痛苦。
看著他的背影，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以後我如果有孩子，我絕對、絕對不要成為像他這樣的父親。」
所以你看我現在在工地工作，我不菸、不酗酒、不吃檳榔。很多人說原生家庭的壞習慣會遺傳，但我告訴自己，那些壞的到我這裡就要停止，我看著他，學到的是「千萬不能做的事」。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責任」兩個字看得很重，因為我看過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男人，會把家搞成什麼樣子。
後來，我把孩子帶進工地。
他們從小就跟著我，看我流汗、聞水泥味、聽機器聲，我不用特別告訴他們「爸爸工作很累」，因為他們看得到，也感受得到。我只是在旁邊提醒，東西要小心，地方有危險，要做，就好好做。
做工不是宿命，而是一種選擇，但不管選哪一條路，都要有本事扛得住。
回頭看，我的人生沒有什麼漂亮的起跑點。我有的，只是一個很早就知道不能逃、不能混、不能不負責的自己。
所以我想留給孩子的，不是錢，也不是多厲害的成就，而是一種底氣──在沒有人幫你的時候，還站得住。
如果有一天，他們不用做工，那很好；如果要做工，我也希望他們能抬頭挺胸，因為不管做什麼，人，都要站得直。
我從一個十五歲想逃避責任的少年，變成一個扛著全家生計的工頭，再變成一個牽著孩子手的父親，這一路走來，我沒有顯赫的學歷，沒有豐厚的家產，我唯一能給孩子的，就是我的背影。
我想讓他們看到，阿爸雖然書讀不多，但是阿爸腰桿挺得很直；阿爸的手雖然很粗，但是牽著你們的手很暖。
摘自 鄭志鴻《做工的阿爸：教孩子扛起自己的人生》/ 麥浩斯出版
照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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