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課綱將帶來的改變究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階級翻身之鑰」,還是鞏固不平等的「階級複製之鎖」?

近年來臺灣教育體制推動改革,以西方為鏡,引進鼓勵家長參與、入學管道多元化、申請甄試入學等方式,這些制度企圖促成學生的多元學習與校園的開放民主,但也可能無意中擴大教育機會與學習資源的家庭落差。教改立意良善,但絕不能忽視不同家庭狀況所造成的資源不平等。

教育過程中的家庭優勢

教育體制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階級翻身之鑰」,還是鞏固不平等的「階級複製之鎖」?學校的日常運作,包括老師對家長的期待與要求、家長在學校的參與以及親師互動,是平衡或強化了學生的「家庭優勢」?

近年來臺灣教育體制推動改革,以西方為鏡,引進鼓勵家長參與、入學管道多元化、申請甄試入學等方式,這些制度企圖促成學生的多元學習與校園的開放民主,但也可能無意中擴大教育機會與學習資源的家庭落差。

國家和學校等機構,在階級不平等的社會場域中扮演重要的節點。隨著中產階級家長團體的倡議,不論是學校課程對家長的期待,或是相關國家法令與管理(如兒童保護、親職教育、發展監看等),逐漸把「密集親職」和「兒童中心的家庭生活」視為理想的教養腳本。「全人教育」、「國際化」也成為主流教育體制崇尚(雖然未必落實)的學習目標。經濟和文化資本不足的父母,如果不能配合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協助孩子學習等中產階級規範,經常會被學校或國家認為是不適任或不盡責的父母。

中上階層父母積極參與校園事務,一方面將更多的家庭資源帶進學校,協助其孩子的學習或升學,但另一方面,由於階級優勢的家長發聲量大,老師必須集中精力符合他們的期許,相對漠視弱勢家庭與學生的需求。少子化的人口壓力讓學校經營倍感壓力,校方更重視會考成績、才藝競賽,強化拔尖競爭的主流價值。結果,「教育現場日益朝向『中產化』的趨勢,悖離了『把每個孩子帶起來』的目標。」側重中產階級價值的學校文化,不僅讓「自然長大」的教養方式變得有問題,也造成勞工階級父母的教養文化矛盾:當他們期盼孩子成就社會流動時,往往必須否定自身階級文化與身分的價值。

雖然本研究並未包含長期追蹤的資料,無法探究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未來社會流動機會的具體效應,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家庭教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子女的階級慣習養成。經濟學者沈暉智與林明仁利用財政部的稅務資料,發現親代的收入、資產愈高,教育支出也愈高,而子代愈容易就讀公立大學、頂尖大學。

中產階級教養模式與當前教改論述之間的親近性,也間接限制了勞工階級的流動機會。例如,大學推甄的資料申請與口試過程,對資本文化高的家庭來說比較容易準備、甚至有競爭優勢。大學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也對弱勢家庭子女不利。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家長的階級背景,可能強化不同學校之間的資源落差,但如果家庭優勢可以被轉化為學生集體的資源,也可能緩和同一個學校內部的階級不平等。

我指導的碩士生葉馥瑢,採取田野研究的方式,觀察兩所公立高中舉辦與甄試入學相關的輔導活動。其一是家長多數來自專業中產階級的明星高中,其二是家長社經地位偏低的社區高中。在明星高中裡,多數家長是高學歷的專業者,其中不乏大學教授。學校輔導室積極動員這些家長,協助學生「模擬面試」。家長透過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形成了緊密凝聚的班級系統、經費與人力豐富的家長會。明星高中的校友,也提供關於大學科系的第一手資訊,並為該校累積了豐富的推甄資料庫,供學弟妹參考。特別值得注意的,整合進學校組織運作的家長資本與校友資本,可能加惠校內的經濟弱勢學生。

位於都市邊陲的社區高中,由於多數家長沒有念過大學,難以提供孩子關於大學科系的資訊,他們的學校參與、親師互動也相對薄弱。因為校內的文化資源與社會連帶有限,輔導室只好聘請校外甄選顧問機構的師資協助,但提供的資訊未必準確。在學校系統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是校內具有家庭優勢的學生,較積極地利用輔導室的諮詢得到協助,反而強化了該校內部的階級不平等。

中產階級很容易把不平等想成是「他們」的問題,不論是同情遠距相隔的偏鄉或都市邊緣的社區缺乏足夠的資源,或是批評窮人由於文化視野或生活習性的限制因而難以脫貧。這樣的思考讓我們迴避了面對以下事實: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換言之,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社會不平等其實是人人參與打造的關係性構成,這樣的論點並不是要讓優勢階級感到罪惡,而是強調,跨越階級界線來建立同理、瞭解與結盟,對於打造一個理想的社會何等重要。

 

為何保安策略讓我們更不安全?

當今的世界讓人們更容易相互連結與跨域流動,但這樣的未來似乎也變得風險四伏和難以預測。父母們努力保障孩子們的安全,然而,他們的教養策略卻經常衍生非意圖的後果,甚至落入非預期的困境。例如,家長過多的規畫與介入,反而削弱孩子的創造力或自主性;立意良好的多元學習,變成追逐認證的多元補習;雖然想要孩子快樂長大,但焦慮感讓父母執著於僵固觀念,反而使得自然成長的規畫相當「不自然」。

焦慮的父母對子女生活的過度介入,也經常造成孩子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臺灣的追蹤調查資料顯示,學習成就愈佳的學生,其身心症、焦慮抑鬱的狀況都更為明顯,反而是學習成就差的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最佳。相關研究也發現,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往往感受到父母較強的期望與壓力,對於心理健康造成壓力。弔詭的是,親子間加強的情感連帶,反而有可能強化家長的「軟性權威」與對孩子的「情感勒索」,不僅壓抑了孩子自主發展的空間,也可能讓他們更不快樂。

為何這些保安策略,反而讓我們感到更不安全?我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臺灣社會發展呈現壓縮現代性的樣態,造成不同文化邏輯與制度場域的矛盾並置或相互衝突,其二,因為這些保安策略多是高度個人化、私有化的策略,強化新自由主義的親職觀點,或是偏重選擇的教養邏輯,這會讓我們看不見家庭之間結構處境的差異,並落入歸罪個人的陷阱。

 

親職的邏輯:義務、選擇或照護?

在臺灣與其他華人社會,傳統的親職邏輯強調的是代間的義務或責任。社會道德與身分倫理規範人們有傳宗接代的任務,同時,子女有孝順父母的責任,法律甚至也象徵性地規定撫養的義務。即便許多中產階級父母體認到「養兒防老」的期待並不實際,但仍企盼孩子能順從自己的建議。當孩子的人生選擇不如父母期待時,父母經常強調自己的犧牲或讓孩子覺得虧欠來進行道德勸說,例如:「爸媽為你做了那麼多,你怎麼那麼自私!」、「你就不能體諒我們的辛苦,聽話一點嗎?」

經歷民主化浪潮衝擊的臺灣,當代主流教養論述的關鍵字慢慢出現轉變,除了義務與責任,也開始強調父母的選擇和孩子的自主。中產階級家長團體主張鬆綁國家對教育體系的管制,爭取公民權利來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學校和教育方式。他們也鼓勵孩子發展個體性和自主性──這些個人特質在傳統文化與戒嚴體制中一度被壓抑,現在卻被認為是邁向跨國人才流動、構築世界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文化特質。

西方學者用「新自由主義母職」或「新自由主義親職」來描述這種中上階級家長間愈來愈常見的態度,意思是說,家長努力爭取選擇權以實現對自己的子女最優化的教養方式,例如有權越區選擇公立學校,或拒絕國家施打他們認為存在風險的疫苗。這些父母崇尚的自由教養風格原本旨在將孩子培養成自主的個體,但在全球競爭焦慮的驅使下,自由教養經常與工具目標相結合,變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生產出下一代善於自我管理的白領勞動者。

即使是刻意拒絕競爭並擁抱自然成長的父母,他們的另類教養實作仍體現新自由主義親職的色彩。這些母親將自己視為「風險管理者」,企圖做出「正確選擇」,來保護家庭和孩子免於受到商業主義或其他社會毒素的傷害。這樣的「自然母職」,不僅要求個別母親為其孩子的健康與福祉負起責任,並且強調教育、飲食,甚至是否疫苗施打都應該由個別家長進行「選擇」,如此一來,將公眾的議題私人化,並忽略了不是所有家庭與家長都有同樣的能力與資源進行選擇。

摘自 藍佩嘉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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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編輯:吳怡蓓、王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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