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與我一起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完全失明後,我克服各種挑戰和考驗,直到手心捧著這本作品。看不見上頭的字卻感受到它的重量的這一刻,我知道這一切是真的。

我是甘仲維,台灣第一個在失明後取得資訊領域博士學位的視障者。出生八○後的六年九班,那時候只要注意天氣是好是壞,不需要擔心PM2.5 濃度;也是國小作文題目少不了「我的志願」的年代,我從沒想過長大之後要當博士,也沒想過要當作家或廣播人,更沒想過要當一位視障者,但這一切卻同時發生了。完全失明後,我克服各種挑戰和考驗,直到手心捧著這本作品;看不見上頭的字卻感受到它的重量的這一刻,我知道這一切是真的。

離開台灣前,那是國語歌壇巔峰的年代,下課十分鐘,我偷偷聽著當時是違禁品、不能帶去學校的AIWA Walkman(愛華隨身聽)。翻轉錄音卡帶A、B面,耳機傳來張雨生〈我的未來不是夢〉,喝一口冰涼的罐裝黑松沙士,自以為是全台灣最酷的小學生,而當年的我才國小二年級。

離開台灣前一週,最後一次上課,我特地繞到高年級教室外的老榕樹下,那是下課十分鐘我最愛窩的角落;帶上耳機,盯著操場上哪個小屁孩,用躲避球K了另一個小屁孩;第二節下課,哪個小屁孩搶到肉鬆麵包加海苔,哪個小屁孩不甘心邊啃菠蘿麵包邊想怎樣跑得更快。同樣的場景、畫面,就在雙手撥弄老松樹「鬚鬚」的同時,一幕幕消失在我眼簾,旅居海外多年四處打卡,本以為有些記憶會淡忘,殊不知早已深深烙印在腦海。即便我不再是小學生,也看不到了,那些小屁孩嘻笑打鬧聲,在黑暗處更顯得清晰、響亮。

許多人好奇我的成長背景,從小待過不同的國家,讀過各地的學校,打破跨越種族、文化、語言的障礙,並非家人從事外交工作,而我卻從小善盡國民義務,做好國民外交。萬萬沒想到成為障礙者之後,依舊為了身心障礙者的平等、平權議題四處奔走、費盡心思。甘媽打趣說:「就當能者多勞吧!」

不少人直覺認為是我的父母親用心良苦,與其說家庭從小刻意栽培,倒不如說歪打正著;畢竟那個年代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國,又要忍受青春叛逆期的頂撞,父母實在難為。

後來認識已成為「墨鏡哥」的朋友,無論是透過報章雜誌、電視、電台,或是網路等媒體,對於我的成長背景、求學歷程,甚至是過去及現在的專業經歷,除了感嘆更直言:「墨鏡哥這一路過來,不就是為了成為視障者而做準備嗎?」

聽起來心酸,要能跨越非障礙到克服成為障礙者的恐懼和絕望;必須結合專業技能,以及成為視障者之後的所「聽」所「聞」,排除外在多餘的訊息,並跳脫自身的盲點與局限,還要盡一己之力、為視障及其他弱勢團體發聲,其實真的沒那麼簡單。

有一回在電台主持節目時,有位先天視障的聽眾call-in,劈頭就說台灣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有多麼不友善,也激勵後天失明的朋友要收起眼淚趕快振作。雖然口氣難免直接、急躁,卻一針見血地點出這些鮮少被廣為探討、關心的議題。我當場在線上分享,先天障礙是與生俱來的,是後天不友善的環境突顯了這些不公不義;而後天成為障礙者除了要克服打擊,要學的實在太多,就像新生兒一般;因此,更需要高度的同理,不單是翻轉不友善的社會,更是人與人之間必須面對的課題。

每當睜開眼、閉上眼,察覺眼前只剩下一片黑,一開始老覺得手忙腳亂,就像還沒學會游泳,卻從橡皮艇上跌入大海中,管他蛙式、仰式、狗爬式,還是自由式,也顧不得優不優雅、帥不帥氣,死命地划啊、踢啊,只求能浮在水面上不要溺斃。經過一遍又一遍反覆練習,找到呼吸的頻率,透過聲音、氣味和定位點,看不到也可以靈活地擺動身軀。就像鯨魚不也是藉由聲納的傳遞,在一片汪洋中找尋方向感?雖然難免發生意外,G PS 導航錯亂衝上岸,就算跌倒受點皮肉之傷,站起身拍拍灰塵,便能再次定位重新出發。就像書中提及大大小小的人物,甚至是陌生人對我伸出手試圖拉我一把,如果不伸出自己的手,又怎麼彼此帶動?原來看不到,只要換一種方式,不但可以繼續前進,還能夠持續探索這個世界。

「你真的看不到嗎?」這是失明後,最常被陌生人問的一句話。天知道我有多希望能再次看見天有多藍、雲的柔軟、家人的臉和你的笑靨而不可得,但等待醫療進步到能讓我重見光明之前,拿起白手杖的剎那,便是勇敢的象徵,自我保護不要受傷,是一種負責的表現,也讓愛我的人無須牽掛或跟著受傷。原來勇敢的擺動白手杖,敲打著節拍,就已經在黑暗處聽見了光。

僅以這本書,獻給每一位和我一樣,正在經歷人生不同階段挑戰的你。無論是看不到、聽不見、說不出、走不動,身體自然老化;或是失業、失學、失戀、失婚,找不到人生方向,別急著放棄,因為墨鏡哥也沒有。當你翻開這本書的第一頁,就像我第一次拿起白手杖,請與我一起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吧!

墨鏡哥

二○一六/六/十九

摘自 甘仲維(墨鏡哥)《在最暗處看見光》/時報出版 

Photo: Ben White,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曾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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