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角色的差異，使得社會對男孩帶有「養家」的期待。當男生表現出依賴、退卻、軟弱或哭泣時，父母會擔心孩子無法獨立，而嚴格要求男孩必須獨當一面、要學會勇敢面對挑戰，對於男孩內在情感的表現與疏通並不在意。相較之下，許多女孩從小就被鼓勵發展情感的表達能力，她們可以盡量表達自己的感覺，並對別人的感受做出回應。
相較之下，男孩只要表達情緒，就可能被罵「羞羞臉，男生還哭哭」。這種羞辱會讓男孩認為表達情緒很丟臉，會被人嘲笑、看不起，是糟糕的行為，男孩因此容易認為，若他們表現出挫折和沮喪，將不會被接受與肯定，所以他們只能用冷漠、情緒阻隔來回應。最常表現的態度就是忽略他人，表現出不在乎別人的樣子。
男女受到的教養差異，使得女生情緒焦慮時，往往可以向外求助，尋求朋友或父母的協助，藉助有用的社交支援，透過討論情緒來處理焦慮；而男生則是透過轉移注意力來處理焦慮、管理不舒服的感受。痛苦掙扎中的男生會努力不去想問題，然後專注於其他事情，例如：課業、電玩或是運動。
青春期的男孩對自己的情緒，更是避而不談。因為男孩在同儕團體中學習到，表達感受等同女性特質，會招致嘲笑。男孩子會避開任何可能被詮釋為陰柔的行為，以免遭受其他男性同伴的懲罰。
男生在情感上有苦難言的處境，常常被大人誤解為叛逆、反抗，因而導致更重的處罰。例如男生被罵時，通常不會輕易哭泣，但是他們忍住眼淚的表情，會讓大人誤以為他在反抗，這會令管教者更生氣，而更嚴厲處罰。
這些教養上的性別差異，在我成長過程中屢見不鮮。男性的過度壓抑情感，導致我父親和我兩個哥哥找不到溝通的方式。他們不習慣談論自己的感受與情緒，親子之間往往只剩下工具性的對談：「你這次考得如何？」、「需要繳多少錢？」
我的其他男性朋友也是如此，他們自述和爸爸相處的狀況大多是「無話可說」。而且他們也覺得父子之間這種無話可說、稍嫌尷尬的狀態，非常普遍。
記得父親有一陣子生病開刀住院，我和大哥輪流照顧，大哥每天都會準時抵達，然後默默坐在床邊滑手機，偶爾詢問父親要不要吃東西，除此之外，就是一片寂靜，各做各的，一直到我來接班，整個氣氛才熱絡起來。我會起鬨說些好笑的事情，父親和大哥才能相互寒暄幾句。記得那天大哥走後，躺在病床上的父親對我說：「不知道為什麼跟你大哥都沒話講」。
除了無話可說之外，傳統社會中的父親也很少稱讚小孩。每當我名列前茅、滿懷期待想拿獎狀回家邀功時，爸爸看了一眼，喜樂不形於色說：「別得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時我小小的心靈有點受傷——我又沒有得意，我只是高興而已，就不能讚美我一下嗎？
還有一次，我參加校外繪畫比賽得名，開心拿著獎狀回家討功，又遭父親白眼，他冷冷地說：「畫畫有什麼用？以後能靠畫畫賺錢嗎？」瞬間澆了我一盆冷水，只好摸摸鼻子走開。但當天晚上我無意間聽到爸爸拿著我的獎狀跟哥哥們說：「你看你妹妹連畫畫都能得獎，你們真的很不爭氣。」我聽了十分難受，為什麼自己的小小成就卻變成爸爸貶抑哥哥的工具？為什麼爸爸明明也為我得獎而開心，卻不能向我表露他真正的感受呢？
這種嚴厲又負面的教育方式，讓親子關係永遠是戒慎恐懼。我們家的孩子從小就很會察言觀色，爸爸的臉一臭，立刻知道最好關在房間離得遠遠地不要招惹。
雖然我很怕父親，但一直覺得自己的生活比兩個哥哥來得自由寬敞。或許所有的父親都和劉墉一樣，對女兒可以溫柔，對兒子總是嚴厲。因為我是女孩，可以撒嬌耍賴，爸爸對我不會像對哥哥那樣冷漠嚴酷。我在家裡總是扮演傳聲筒的角色，「你去跟爸爸說，他比較不會罵你」、「你去跟你哥說」。兩個哥哥都不喜歡直接和爸爸接觸溝通，他們永遠覺得沒有辦法獲得父親的認同，父親也從來沒有明確表達他內心對孩子的期待與想望。(相關閱讀：你希望孩子成為自主、獨立、負責的人嗎？)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中，男人想要獲得的，也是其他男人的肯定，而父親幾乎是所有男人最初也是最想要爭取肯定的對象。因此，父子關係一直是充滿了控制與恐懼被控制的矛盾關係。
從古至今，有太多故事和真實事件都能看見父子關係的矛盾。例如柯姆･托賓（Colm Toibin）在《文學家的父親》（Mad, Bad, Dangerous to Know）一書中，探討世界文壇大師王爾德、葉慈和喬伊斯的父親對這些作家的影響。托賓說，這些父親瘋狂、惡劣又危險。「他們的父親就好像沒有指引，沒有地圖似的生活；他們只有任性與意志。這三個父親都製造混亂，而他們的兒子則創造作品。」他們對子女表達愛的方式讓成年子女紛紛遠離，也造成了這些作家脆弱敏感的自我。
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卡夫卡在離世前五年，寫了一封長達一〇三頁的信給父親，道盡對父親各種崇仰、恐懼的矛盾情感。「我的寫作都與你有關，我在作品裡申訴的，是那些無法在你胸懷裡申訴的話……。」信中細述宛如巨人般強大的父親對其施加的壓力，如何使他喪失全部的自信心，他說：「只有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領域，才可能是我的生活。而根據與你高大身軀一致的想像，這樣的領域寥寥無幾。」他渴望父親的肯定，但父親給他更多的卻是言語上的羞辱與暴力；他亟欲獨立自主，卻終生難逃父親龐大的身影。
這些將近一世紀前父子之間的愛恨情仇，至今仍持續上演。以國際知名導演李安為例，他直言父親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佔有關鍵地位，他成功打開好萊塢大門的三部電影《推手》、《囍宴》和《飲食男女》，就以深刻描寫父親的傳統形象而被稱作「父親三部曲」。這三部片的父親皆由郎雄飾演，他演活了華人傳統家庭中的父親形象，展現了父親與子女之間充滿隔閡與矛盾的關係。
在這三部電影中，父親的形象都是剛毅、強勢，極度壓抑對孩子的關愛，連李安都不否認這是自己親身經驗的投射。李安的父親曾任台南一中、二中校長，典型軍人嚴謹個性，管教甚嚴。李安個性溫敦，喜愛藝術，與父親的期待落差很大。李安曾經形容：「有段時間，我看到老爸就想跑。」李安以《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時，在台北的記者會上，李爸爸神情平靜地說：「好，但還可以更好。」
這種含蓄又語帶保留的讚許，完全反映了典型華人社會父親的壓抑以及對子女的無限期望。正因為如此壓抑，華人社會的父子之間往往充滿無法跨越的隔閡，為人子女者可能終生糾結於是否被父親認同、有沒有獲得父親的喜愛。
對於男孩來說，這是更艱難的關係議題，因為父親是他們最重要的角色模範。每一個兒子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能夠愛他的父親，也能被父親所愛。然而，在傳統父權社會下的男性，普遍缺乏適當的情感教育，也不被鼓勵表達情緒，使得他們誤以為唯有取得外在成就，才能換得他人的愛。於是，他們一心追求成功、渴望獲得父親的認同，卻從不提及內心真正渴望的，其實是父親的愛。
父權社會沒有機會讓男孩知道，愛其實無須條件，也無須汲汲營營地追求。即使你沒有功成名就，愛仍然一直都在。
以知名導演吳念真為例，他提到教養話題時，描述了不同世代父親形象的轉變。他父親受日本教育，很少跟孩子講話，更不用說溝通。「我一輩子跟爸爸講的話不超過兩百句。因為他不知道要跟我們講什麼，我們怕他怕得要死，什麼也不敢跟他講。我爸過世之後，為拼湊他的人生要問好多人，他是平面的，那麼親近的人距離卻那麼遠。」因為缺乏和父親溝通，讓吳念真決定要當兒子的朋友，像兄弟一樣。在親子關係中，他最重視的就是溝通。他說，如果有一天兒子失戀了會跑回來抱著他哭，那就算是成功的父子關係了。
事實上，即便是現代社會，兒子失戀會回家抱著爸爸痛哭的，也是少之又少。我們社會的情感教育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進步。溝通是一種情感教育，缺乏溝通會讓人寂寞，而當情感沒有宣洩的管道，就可能化為憤怒與暴力。
我們的男孩需要有好的榜樣，學習怎麼處理情緒。孩子長大不會自動變為成熟的大人；不懂得處理情緒的男孩，長大後也不會自動變成一個懂得情緒管理的男人。很多大人只是長大以後的孩子，並不是成熟的大人。
男孩需要一個成熟的典範，如果父親不擅長表露情感，男孩也會養成不溝通、不表達情感、不跟人互動的行為模式。所以，我們對父親這個角色期待太多，但同時又期待太少。
當一個男人剛成為父親、正要開始學習實踐為人父的責任時，我們卻期待他能全心在職場上打拚、交出亮眼的成績、擁有充沛的收入，成為整個家庭的英雄。當他們漠視小孩教育、無法與家人好好溝通，甚至表現出粗魯、不體貼或不當的情緒行為時，我們又因為他只是個男性，而默許他可以拙於溝通。
每個角色都是透過學習而來，學習當一位父親，更是一輩子的課題。與其期待父親維持堅不可摧的超人形象，不如期待他培養更豐富的情感表達與溝通能力。因為，愛的傳遞，遠比施加權威，更能凝聚親子與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摘自 許雅淑《何苦為男？活在競爭、控制與成就壓力下的他們》/游擊文化
Photo：photoAC ,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陳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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