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接近九點，在忠孝夜市海產攤前，一對母女上了車。
媽媽穿著淡粉色洋裝，外面罩著一件白色絲質薄外套。女兒則是青春打扮，無袖T恤搭配窄管牛仔褲，左上臂有一朵玫瑰刺青，玫瑰花下，帶刺的枝梗由外向內纏繞在她白皙的手臂上。
媽媽將一個手提紙袋交給女兒，說：「這是我託同事排隊買的芋頭蛋糕，回去記得冰起來。」
目的地是中興大學附近的巷子，路程不遠。一路上，媽媽問話，女兒都用「是不是」或「有沒有」簡單作答。直到抵達目的地，女兒才說了一句完整的話：「我這幾天工作比較忙，想早點休息，我先回去了。」然後，她開門下車，走進旁邊的一棟大樓。
「小姐，請問接下來要去哪裡？」我問媽媽，她沒有回答。
我轉頭看她，她正在流淚。
「怎麼了嗎？」我問。
「我心裡有點難過。」她用手背擦掉兩頰的眼淚。
我抽了兩張紙巾遞給她。
「今天是我女兒二十一歲生日，我一下班就從高雄搭高鐵來陪她吃飯、幫她慶生，說好她負責找餐廳，而我付錢請客。對習慣吃海鮮的高雄人來說，她找的夜市海產攤既不新鮮、選擇又少，我覺得她沒把我的心意當一回事。吃飯時，我跟她說我明天已經請假了，不知道她是不是裝沒聽見。下車前，連邀請我上樓坐一下的意思都沒有，我本來還奢望，她會留我在這裡過夜……」媽媽哽咽地說。
「或許她真的累了吧？」我試圖安慰她。
「麻煩你載我去高鐵站吧！我現在也只能回高雄了。」她說。
經過7-11時，媽媽請我暫停，她要進去買瓶水。她說，海產料理的味素下太重，讓她覺得口渴。
她順便幫我買了一瓶運動飲料。
「你跟女兒感情不親嗎？」我問，一邊打開瓶蓋灌了一口。
「你有空聽我講嗎？」媽媽問。
「好啊。」飲料都喝了，我也順手按下暫停計時的按鈕。
女兒六歲時，我和前夫離婚。離婚前，他被派駐上海，賺了錢，也有了別的女人，還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離婚後，大女兒歸我，兩歲的二女兒跟他去了大陸。我把大女兒交給雲林的阿嬤，自己到台北上班。小學階段，直到她上國一，我再婚，才接她到高雄同住。
雖然住在一起，但她和我們始終保持距離，像個借住的客人。我以為只是青春期叛逆，就沒放在心上。國中畢業前，她決定去雲林讀私立高中，假期也幾乎不回家，跟我們的距離就更遠了。
去年暑假，前夫帶二女兒回台，我帶大女兒去跟他們見面。上餐前，她拿出一張舊照，五歲的她正餵學步車裡的妹妹吃稀飯——這是我拍的。她遞給妹妹看，妹妹看了一眼說：「這個胖娃子是我呀？完全沒印象呢！」她們一個在台灣，一個在大陸，時間與環境，早已拉開了距離。即使是有血緣的姊妹，也難以回到遙遠的童年。
飯桌上，我和前夫默契地避談過去。回程時，我問大女兒怎麼會有那張照片？她說是在阿嬤家找到的。我笑著回憶：「你那時還邊餵邊唱歌，像個小媽媽。她輕聲說：「我記得，那台學步車還有個會放兒歌的按鈕。」
「你那時才五歲，怎麼會記得？」
沒想到，她突然問：「為什麼？」
「什麼？」
「為什麼要拆散我們？為什麼？」她歇斯底里地大哭了很久。她的逼問嚇壞了我，這也是我埋藏已久、無人能解的問題——
為什麼？為什麼要我忍氣吞聲？提出離婚的不是我，前夫外遇還生了個孩子，我才二十八歲，難道要一輩子守著這段空殼婚姻嗎？我要讓前夫知道，沒有他，我也能活得很好。
我們母女倆哭了一路。回到家，她只說累了，想休息。等我晚上回來，她已經回台中了。從此，我們再沒提過那天的事。
或許，有些傷痛，提了也無濟於事。
媽媽說完後，轉頭看向窗外。她有著和女兒一樣倔強的面容，卻因為母親的角色，多了一絲柔軟與包容。
我喝了第二口運動飲料。
「你把她扶養長大，已經盡到你的責任了。」我說，「有時候，我會載到帶著腦性麻痺的孩子的父母。我心疼那些父母，更心疼那些孩子。他們的人生一開始就不公平。所以，我感謝我的父母，讓我生來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不必辛苦地活著。有人生在富貴家庭，有人父母雙全，這些條件當然很好，如果沒有，也只能坦然接受。畢竟，已經擁有健康的身體，剩下的，就靠自己了。」（相關閱讀：當婚姻出問題，別再說不離婚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家！即使一個人，只要自己有了足夠堅定的力量，就能給孩子好的環境長大）
「該送你去搭高鐵了。」我看了一眼駕駛座的時間。
下車前，她對我說，如果下次有載到她女兒，或許可以跟她聊聊，聽聽她的想法。
但茫茫人海中，我再也沒遇過她的女兒。
作者簡介|郭定原 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是攝影師，也是計程車司機。 1996年至紐約進修，開始自學攝影。1999年擔任已逝攝影家柯錫杰特別助理。2002年至北京中央電影學院就讀平面攝影碩士。
攝影師與計程車司機兩種非相關的專業，在他而言有殊途同歸的本質。虛己以遊世，在與乘客短暫偶遇中，他以故事為風景，以哲思文字代替鏡頭，捕捉喜怒哀樂表象背後，永恆的人性。
摘自 郭定原《莊子在車上──當念哲學的攝影師開起計程車》/寶瓶文化
Photo：shutterstock 數位編輯：黃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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