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神人之家》說的是一個「回家」的故事。
導演盧盈良18歲時離家，逃離令他痛苦的原生家庭，爸爸嗜賭、在外欠債，債務像個大窟窿永遠填不平；24年後，他帶著攝影機回家，拍攝家人的日常生活，重新梳理他與家庭的關係。「電影帶我離家，也帶我回家，」盧盈良說。
《神人之家》獲得2022年「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觀眾票選等4項大獎，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長片和最佳剪輯。
盧盈良上台領獎，致詞時一度哽咽：「我非常感謝家裡的人，感謝我哥和他的信徒、長輩和好友，感謝你們的成全。」
哥哥盧盈志小學6年級開始通靈，在家裡頂樓幫人問事，信徒舉凡大小事都會來問「上帝公」（玄天上帝）。現實生活中的他卻一事無成，做什麼都不順，原本在路邊賣鳳梨、想改種小蕃茄，播種日期也請示過神明，卻被大雨淹沒，所有的希望一下子滅頂。
片中盧盈良問哥哥：「你覺得神明有幫過我們這個家嗎？」沒有說出口的是，為什麼神明從來沒有保佑過這個家，從小到大家裡只有不斷的爭吵和不幸？
盧盈良國中時受不了哥哥會通靈、爸爸整天簽大家樂，叛逆的他成天和朋友出去鬼混。學校課業也心有餘力不足，對數理一竅不通，國三下學期從升學班被下放到放牛班，每天不是被人打、就是打人，不然就是逃家、翹課。混到後來，家人都覺得他「撿角」（沒出息）了。
他騙媽媽要考高中，把錢拿去打電玩，最後良心發現、去考了高職，吊車尾考上省立華南高商廣告設計科，要念什麼根本搞不清楚，「只要省立的就好，私立的念不起。」進去之後發現自己有點畫畫天分，可以就著一幅畫坐好幾個小時，心性慢慢穩定下來。
16歲時他在MTV打工，幫人代班放片，看著看著、看出興趣，「電影可以讓我暫時脫離現實世界，進到別人的故事裡忘掉一些痛苦。」甚至開始想，自己也要拍電影。
盧盈良說：「如果要拍電影的話，勢必要到台北，感覺自己終於找到了一根浮木，可以帶我離家。」
18歲高職畢業、隻身北上，一開始在廣告製作公司當學徒，沒學歷、沒背景、沒人脈，每天被罵得跟豬一樣，甚至被歧視是「下港來的鄉下俗」，什麼都不懂。「過得很慘，但很快樂，可以拍片就好了。」
盧盈良很努力地適應台北，一次騎摩托車送貨，回去後問老闆娘：「台北人很奇怪，很愛按喇叭，」才發現原來是他在單行道逆向騎車。
為討生活，盧盈良幾乎什麼助理都做過，美術助理、攝影助理、場記等。「講好聽一點，基本功因此練得很扎實；講難聽一點，沒有更好的出路，也就只能這樣，不然怎麼辦？」
他幾乎沒日沒夜地工作，接到媽媽的電話、總是跟他要錢，讓他又氣又煩。雖然口氣不太耐煩，但他會儘量想辦法解決她的煩惱，「至少讓她感覺還是有人在乎她。」
為了幫家裡解決債務，他跟公司借錢、借信用卡，「心裡總想著我再幫這次，後面就順了，但永遠不會有這一天，情況每況愈下。」當債務滾到近百萬，盧盈良感覺自己快被逼上絕路，但真要自殺又沒這個膽、也怕痛，又想著「活下去，才能繼續拍電影。」電影，成為他的救贖，為絕望的生命帶來一點光。
盧盈良想清楚還是得先「自救」才行，於是和家裡失聯好幾年，偶爾媽媽打來還是會接，但不再承諾要幫忙解決問題。
盧盈良其實很心疼媽媽，一輩子為好賭的先生、一事無成的兒子操碎了心，為這個家任勞任怨，儘管腰不好，仍堅持每天爬4樓去幫神明上香。有一幕他忍不住對她說：「妳甘ㄟ攏麥擱做啊！」
31歲時盧盈良去念台藝大電影研究所，有一部份原因也是為了媽媽。以前她常叨念家裡都沒人念大學，念碩士算是一圓她的夢想，也幫她爭口氣。(相關閱讀：孩子想當太空人、想去外太空玩？嘉義北回國小將太空夢轉為課程，用行動證明：「築夢的第一步，是學習」)
在家裡長期缺席，直到2018年媽媽打電話給他，希望他有空回家幫忙拍「遺照」，他才回家。
「我們家沒有任何一張合照！」盧盈良最初是想，不如趁機留下一些家庭紀錄（home video）。另一方面，他害怕尷尬、大家大眼瞪小眼，「我們家太容易吵架了，要嘛不講話，要嘛一開口就吵。」他選擇站在攝影機後、面對家裡，「這麼大一台攝影機很好躲。」
紀錄片裡，被拍攝的人比拍攝的人更勇敢。問他是怎麼說服家人的？「沒有說服，他們連問都沒問。」因為太久沒有回家，「他們只要我回家就好，我要做什麼都沒關係。」
以前，只要一吵架，盧盈良立刻回台北。即使是除夕吃年夜飯， 一講到爸爸在外欠的錢、餐桌上吵起來，或是別人上門來要錢，他馬上收拾回台北，媽媽的眼淚也留不住他，「我寧可一個人關在台北小小的房間裡，也不想待在家裡。」
侄子好奇地湊近看叔叔在拍什麼，他發現只要叔叔回家，家裡氣氛就比較好，大家儘量不吵架。再後來，變成家裡有些活動，就問他要不要回去拍。
之所以從home video發展成紀錄片，是因為媽媽開口問他能不能幫忙缺錢的哥哥。看著哥哥被現實折磨得奄奄一息，「如果不幫他，好像太自私了。」於是，盧盈良把素材剪成15分鐘短片《阿志》，參加比賽、申請補助，拿到的獎金就補貼哥哥。
很多業內人士看過短片，鼓勵盧盈良發展成長片。此外，他也很想知道，到底哥哥受幫助後生活會不會改善？爸爸會不會有什麼改變？也就這麼繼續拍下去。
「電影能拍成是緣分。當時也還沒有什麼故事架構，或是想要拍成什麼樣，只是維持初衷，把家裡發生的事拍下來。」
盧盈良說：「有一些重要的時刻，像是帶爸媽去拍照、帶媽媽去看海、哥哥種小蕃茄第一次收成，我想要參與其中；5年、10年後回頭看，自己曾和他們一起經歷這些時刻。」
2021年，爸爸確診罹癌。盧盈良曾跟剪接師說「爸爸如果死掉，自己一定不會哭，可能還會放鞭炮慶祝終於解脫。」但是當事情真的發生、姐姐打電話來，電話一掛掉，他就哭了。
盧盈良不諱言，「在父親過世之前，的確是蠻恨他的，但他走後，已分不清楚自己對他到底是愛還是恨，找不出任何形容詞來描述對他的複雜感情。」也因此，最終版電影剪掉很多的衝突場面，「我不想要用負面的方式去記憶他。」
電影上映後，老家嘉義民雄有些人看到預告片，認出爸爸；盧盈良才知道，爸爸以前會到處跟人說，小兒子是導演。他不禁感慨，「其實爸爸還是很在乎我的。」
不像一般的「男兒有淚不輕彈」，盧盈良很愛哭，連看《龍貓》、《天空之城》、《螢火蟲之墓》也會哭。
那拍《神人之家》是否哭慘了？他笑笑地說：「是會有一些情緒啦，」唯一讓他淚崩的一段，最後也有收在電影中：媽媽翻著相簿，提起他都不回家，哭著說很遺憾自己沒有好好栽培兒子。
盧盈良說，「我一直以為，她會抱怨我不回家這件事，沒想到她竟然跟我道歉，我才知道，原來她一直覺得虧欠我，我是她這輩子最深的遺憾。」盧盈良說著說著，眼眶不禁又紅了。
訪談過程中，盧盈良幾次說到「自己也不是一個好兒子，」他選擇自私的離開，在家裡長期缺席，對這個家也造成了傷害。
盧盈良說：「沒有什麼和不和解，我到底有什麼資格說我要和家人和解，與其說是『和解』，不如說是更『理解』，我們都學會去看到那些對我們造成的傷害，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活成現在這個樣子，之後我們可以包容彼此、一起走下去，這樣就好了。」
盧盈良拍哥哥收成小蕃茄，有感而發地跟哥哥說起自己這幾年好像都是一個人，又說自己好像很自私，「我拍到現在，感覺今嘛我卡完整，我不再是一個人了。」哥哥轉頭看向盧盈良，笑說：「啊你本來就不是一個人啊。」
電影上映之後，盧盈良很怕觀眾以為他們家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沒有這種事啊，大家的生活如常，家裡經濟還是很吃緊。」唯一最大的改變是，家人的關係慢慢改善、愈變愈好，「這個對我而言，非常珍貴。」
還有一個改變是，「前一陣子我們家有了一個LINE群組，就叫『神人之家』，我侄子創的。我一直不知道每個家都有一個家庭群組，」盧盈良很感動地說：「我們真的好像愈來愈像一個家了。」
電影劇照提供/傳影互動
人物照提供/盧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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