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高牆:公與義的社會,從校園扎根

老師們總在課堂上要學生們破除「刻板印象」,但實際上,我們卻老是盯上所謂「不乖」的學生,先是對他們產生偏見,再試圖將他們「導正」到老師心目中的正軌上。

「教育的目的應是教我們怎麼思考,而不是該思考什麼,應是改善我們的心智,好讓我們能為自己思考,而不是將他人的想法裝在我們的記憶裡。」—約翰·杜威(John Dewey)

人生總是充滿許多的意外。

我一直都是不受老師歡迎、所謂「叛逆」的學生,當年聯考考上師大公訓系,同學們都很訝異我怎麼會去當老師? 我既沒愛心,又沒耐心,形象和「老師」壓根兒沾不上邊,也和大家普遍對老師的想像相差甚遠。

別說身邊的親朋好友,當上老師這件事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其實本來我是想當記者的,考量自己可能無法適應緊湊奔波的採訪生活,便選擇一個相對穩定,又可以每天閱讀新聞時事,並與人(學生)分享的工作—公民老師。

沒想到,當初為了擁有穩定生活才選擇的工作,後來卻因買不起房而走上街頭,成了他人口中「不在課堂、就在街頭的熱血老師」,還因此出版了《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巡迴於全台。各種演講、活動、寫作,讓我跟預期的安定人生徹底絕緣。

其實我從來就不熱血,也不是什麼見義勇為之士,有的只是一些對社會議題的想法罷了。但在出書、演講的過程中,透過老師聽眾的反應,我強烈感受到了一股期待改變的力量。雖然早就知道教育現場可能遭遇的困境,但我不知道的是,原來這座高牆是如此堅不可摧、牢不可破。

記得我當年公費分發到偏鄉國中時,開學第一天就被叫去校長室約談,第一次與校長見面,他劈頭就訓了我十五分鐘,要我知道學校的規矩,「別以為沒人治得了你,像你這樣的老師我看多了。」就這樣,還沒上過課,我就已被視為不適任教師,唯一的理由,可能是當時我那「叛逆」的裝扮—留著染成黃褐色的中長髮,球鞋垮褲的外型。

老師們總在課堂上要學生們破除「刻板印象」,但實際上,我們卻老是盯上所謂「不乖」的學生,先是對他們產生偏見,再試圖將他們「導正」到老師心目中的正軌上。

「不太乖教育節」策展團隊曾拍了一支廣告《書包裡的未來》,影片裡的老師不斷檢查著學生的書包,若書包內放的不是教科書,學生就會被叫去罰站。這情節當然有點誇大,但不可否認地,它反映出的正是某部分校園管理者的心態,認為「乖」學生就是認真讀教科書。儘管他們不見得明說,但學生鐵定能感受到那獨尊考試升學的心態。

不只書包,服裝儀容更是師長矚目的重點,愛打扮、不合群的,更被歸類為叛逆、愛作亂的一群。

 

「學生的本分就是唸書,其他的事等你們長大再說。」

這是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試問,如果大人們因為學生年紀小而拒絕與之溝通對話,你又怎能期待這些學生長大後懂得民主思辨的素養?

阻礙學生從小的多元學習,禁止學生的美感穿著,把應該主動思考的教室變成只剩馴化的監牢。校園成了一道高牆,可怕的是,這座高牆更延伸到社會,繼續形塑威權穩定的重要性,彷彿一切只需要秩序,家庭社會就能美好再也沒有歧視。那些異議者,就打為反叛者吧。

如同《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一書所言,質疑人們一直以來認為正確的事情,發現前所未有的觀點,並建立新的價值觀與對世界的認知,正是哲學家一貫的做法。這樣的價值觀是劃時代創舉,於是給當時的人們帶來很大震撼,最後留名青史。諷刺的是,我們的教育正扮演著扼殺哲學家的角色,而我們仍認為聽話才是理所當然。

 

家長的觀念還是升學至上

過去的教改被認為失敗,有個很大的原因是家長的觀念始終如一—仍然升學主義至上,強迫孩子違背自身意願,迎合家長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今翻轉教育盛行,老師重塑多元學習的重要性,這是新的契機,也是好的改變。但我仍要期待,真正翻轉的是學習的本質,過去上命下從的服從關係,轉成平等互動的夥伴關係,破除師長本位,回歸學生本位,才是再次啟動教育改革的意義。

如果我們期待建構一個公與義的社會,那就先得打開校園的這座高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曾說:「社會的改造要依靠教育的改造。」他深信,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能否具體實現,有賴於良好的教育實施。

 

校園怎麼走,社會就怎麼走

這不是老師一個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思辨是一種穿透的力量,要讓校園成為思考的殿堂,不只要保護學生的自主學習,更要保護老師的創意與熱情。接著才能期待某一天,我們不僅僅是說「不」,而是推倒那座隱形的高牆,讓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回歸教育的初衷!

 

摘自 黃益中《向高牆說不》/寶瓶文化

 

Photo: Victor Björkund,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王信惠、曾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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