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有效期限」

研究大多沒有提到另一個關鍵事實: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會隨著時間衰退。社會輿論往往表現得彷彿只有女人有身體,我們似乎假設繁殖主要是女性的責任。如果出了任何差錯,一定是女人的問題。

文│莫伊拉‧韋格爾

約會之餘還得考慮生物時鐘,是很沉重的壓力。女人受到有效期限的約束,意味著她們沒辦法像男人一樣享受單身生活,也很難專注在事業上。社會習俗的變遷與避孕藥的出現,或許會讓人誤以為約束得以解除,但事實上女性只是用借來的時間在享受情愛。

1979年8月,安.克奇海默在《波士頓環球報》頭版發表另一篇文章:〈單身覓偶換來一場驚嚇〉,開頭就描寫一場悲慘的約會活動。一男一女決定共同為成功專業人士舉辦一場聚會。結果有12 名女性出席,男性卻只有兩位,其中一個見狀趕緊把自己灌醉,紓緩壓力。

克奇海默說,情況對「典型女性」不利。「她有高學歷、高收入,在男人主導的職場上展現充足自信,而且她已經對頻頻更換約會對象感到厭倦。她可能想要婚姻和孩子,或許也聽見生物時鐘的滴答聲。她已經夠成熟,可以進入俗話所說的『承諾』階段。」可惜,唉,「如果男人沒被她的條件嚇跑,那麼他八成也有條件東挑西揀。」

科翰與克奇海默這類評論家提醒女性,如果她們將生育年齡推得太後面,到最後可能會造成壓力與慌亂。此外,他們也提出幾個有關男性的新觀點。那就是,男性生理上的原始設定既不想建立情感關係,也不想擁有子女。男人沒有那種支配女性愛情生活的時間壓力,當然會想要不受牽絆的性愛。儘管就在不久前的五○年代,大多數美國男人還說婚姻與子女是個人幸福的基石。八○年代的專家似乎相信,男人跟女人基於生物學原因,注定懷著南轅北轍的目標去約會。男人永遠只想玩樂,如果職業婦女想套住黃金單身漢,就得審慎謀畫。

到了八○年代中期,戰後嬰兒潮女性變成一群「時鐘顧盼者」,這是記者莫莉.麥凱恩(Molly McKaughan)給她們的封號。麥凱恩在巴納德學院兩名心理學教授與《職業女性》(Working Woman)這份華麗雜誌的編輯們協助下,設計了一份問卷,提出這個問題:「妳對生孩子有什麼看法?」收到超過五千份回函。她發現,女人在尋找共同繁衍後代的對象時的焦慮,會決定她們如何看待愛情生活與職業生涯。

麥凱恩在1987 年出版的暢銷書《生物時鐘》(The Biological Clock)說,那些原本抱持背道而馳心態的女性也都「執迷」於生小孩這個議題。有些人為了遲遲沒有採取行動去尋找孩子的爸感到懊悔。

有個從事金融業的女性告訴麥凱恩,「自從進大學以後,我每一天都在規劃,我知道我要當個成功的女人:先是職業,再來是婚姻,最後是養兒育女的家庭生活。」這位時鐘顧盼者明白,為了有機會享有她的男同事視為理所當然的那種生活,她得不眠不休地籌畫。

「女人如果蹉跎太久,」麥凱恩尋思道。「時間真的會離她遠去。」

女性年齡增長後,生育能力究竟會下降多少,這點至今沒有明確解答。誠如心理學家琴恩.圖溫吉(Jean Twenge)所說,有關女性生育能力問題,許多經常被引述的統計數字其實有失偏頗。圖溫吉在她為《大西洋月刊》撰寫的文章裡揭露,那些被當成福音傳給世世代代女性的觀點,其實欠缺穩定的立論根據。有個經常被引述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35 歲到39 歲女性如果嘗試懷孕一年未果,其中有1/3 的人不會再懷孕。圖溫吉搜尋多個醫學研究資料庫後發現,這個數據來自2004 年的一項研究,而這個研究依據的卻是法國1670 年到1830 年的生育紀錄。不孕的機率同樣也是根據歷史人口數計算出來的。

「換句話說,」圖溫吉寫道。「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從小被耳提面命的最佳懷孕時期,其實是來自沒有電、沒有抗生素或不孕症治療的年代的統計數字。」

另一個讓生育能力數據受到質疑的元素在於,我們得到的訊息都是來自那些因為不孕問題找上醫生的患者。我們很難全面性地評估人類的生育能力問題。有多少夫妻沒有孩子是因為他們不想生?

有多少使用避孕措施?這些事幾乎無從得知。

 

研究大多沒有提到另一個關鍵事實: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會隨著時間衰退。

在電影《當哈利遇見莎莉》開頭幾幕,莎莉自信滿滿地對她的兩名閨密說,她一點都不擔心找不到老公:「要到36 歲以後,時鐘才會滴答響。」只是,當她聽說交往多年、剛分手的前男友有意跟他下一任女友結婚時,她開始歇斯底里。她打電話給哈利,求他來她的公寓安慰她。

「我快40歲了!」她抽抽答答哭著說。

「什麼時候?」哈利問。

「某一天。」

他親切地笑了笑。「還要八年。」

「總會到呀!」她不為所動。「它就在那裡,像某種巨無霸終點。男人就不必擔心,查理.卓別林73 歲還能生小孩。」

儘管有知名例外,男人的生育能力不受老化影響這個普遍概念根本不正確。在那些尋求不孕症治療的夫妻之中,「男性因素」佔40%,「女性因素」也是40%,另外那20% 找不到原因。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精子數量與質量也會隨著年齡增長銳減。高齡父親的孩子罹患自閉症與其他疾病的機率,遠高於年輕父親的孩子。社會輿論往往表現得彷彿只有女人有身體。我們似乎假設繁殖主要是女性的責任。如果出了任何差錯,一定是女人的問題。

 

生物時鐘滴答響……

任何曾經在家一面照顧孩子或年邁老人、一面兼差工作的人都會馬上發現,你沒辦法預知家人什麼時候需要照顧。等待嬰兒用哭聲要求餵食、或等她吃飽收拾善後的這段時間裡做的事其實很難量化。有關時間運用的研究會告訴妳,那段等待時間理論上不能計入照顧孩子的時數,但妳卻沒辦法去做別的事。

如果家中長輩隨時需要妳扶他去洗手間,妳就很難專注在帶回家的工作上。照顧者經過等待,而後完成一項使命,她—通常都是「她」—的待命狀態並不能因此解除。人類心臟並不會配合計費時間跳動。她的瘀青或咳嗽或體重減輕嚴重嗎?他不會有事吧?在她回到書桌工作許久之後,這些憂慮會泛濫,持續繞著被照顧者打轉。

很多研究顯示,中產階級女性進入職場之後,仍然包辦過去全職家庭主婦與母親所做的大部分家務。有能力的家庭會雇用其他女人協助做家事和照顧孩子。這些契約工通常是較為貧窮的移民或有色人種婦女,一般認為她們應該為這個拋下自己的家和孩子的機會心懷感恩。

在理想狀態下,家庭必須付錢請陌生人來做妻子與母親長久以來做的事,或許可以讓社會體認家務工作的價值,因而看重它。事實不然,它只是更讓人以為家務事不足掛齒,不值得給予過高的報酬。

女性在企業職場上崛起,並沒有改變家務事屬於女性的既定認知。對生物時鐘的焦慮更讓人覺得,如果女性想要有一份職業,就應該盡力克服身為女性的不利條件。這又產生一種印象:人類的繁衍與職場工作的衝突似乎是個人問題,是一種發生在特定女性身上的疾病(子宮枯萎症候群)。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忽略了一個明顯事實:整個社會才是問題所在。

在一個沒有法定陪產假、也沒有育兒補助的國家,那些選擇當媽媽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平等投入拼經濟行列。生物時鐘恐慌描繪一個畫面:每個女性的卵巢裡都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這彷彿在告訴大家,女性自己要負責排除障礙。在此同時,媒體對母性過度強調,也讓職業婦女覺得,沒有生小孩是人生重大挫敗。

摘自 莫伊拉‧韋格爾《我們約會好嗎?》/時報出版 

Photo: Thomas Kelley,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曾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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