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我們用一條線,將孩子劃分成秀才和庸才

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

文/陶德‧羅斯


標準化測驗,造就一群困在教育迷宮裡的天才

我和其他無數學子一樣,在制定未來的志向時,深深感受到桑代克式的評等制所帶來的壓力。我在高中時參加了一項標準化大學性向測驗,多數的美國大學都用這項測驗的結果當作入學標準。桑代克一定會愛死這項測驗,因為它不只會回報你的等級,還會利用等級來預測你在各所大學的表現(如果你選擇就讀那所大學的話)。我很努力想忘掉測驗結果的所有細節,但記憶的蛛絲馬跡仍縈繞不去,就像創傷事件後留下的痛苦殘影。我的分數讓我落在高爾頓會稱之為「庸才」的區間,而測驗報告告訴我,根據我的分數,我在韋伯州立大學(位於猶他州奧格登的一所開放招生制學校)得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只有令人洩氣的四○%。但是比起我在第一志願楊百翰大學拿到B(含)以上成績的機率:區區二○%,前者仍然略高一籌。

我記得自己讀著這樣的預測結果時,有種萬念俱灰的沮喪。畢竟這些印在工整欄位裡的百分比數字,散發著數學的嚴肅權威性:我感覺單單這一場考試就掂量了我身為人的所有價值,而結果顯示我是很貧乏的。我的初心是以為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工程師或神經學家,但省省吧,那是多麼愚昧的妄想啊。那場測驗凝重地宣布,我最好習慣當個平均人。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系完全以桑代克的理想在運作著:打從我們初進學校,我們就依照設計給平均學生的標準化教育課程中被分類,表現超越平均值的學生能獲發獎勵和機會,進度落後的則承受約束和輕視。現今名嘴、政客和行動派不斷疾呼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分崩離析,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過去一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已經臻於完美,運作得就像上足了潤滑油的泰勒主義機器,榨取出每一滴效率,成就最初始的目標:有效地評等學生,將他們分派到社會上的適切位置。

 

從教育開始,就是充滿類型和等級的世界

在大約五十年的期間內—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四○年代—我們整個社會制度都拿平均值來評估我們。在這段轉變期內,企業、學校和政府都逐漸採納了「系統優先於個人」這個指導性的信念,進而根據我們每個人的類型或等級來開放機會給我們。現今,平均觀時代的勢頭仍如日中天。在二十一世紀已邁入第二個十年的現在,我們每個人受到評價的根據,仍是我們有多接近平均值,或是我們能夠超越平均值多少。

平均主義也確實讓我們付出了代價。正如同「諾瑪相似度競賽」,社會也驅使我們去符合某種狹隘的期望,好在學校、職場和人生裡順遂如意。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更精確地說,我們都致力於和其他人一樣,只是更優秀。資優生之所以被定義為資優,是因為他們參加了和其他人一樣的標準化測驗,只是表現得更出色。王牌求職者之所以搶手,是因為他們具備和其他人同質的資格條件,只是更傑出。我們已經失去了個體性的尊嚴,我們的獨特之處成為成功之路上的負擔、阻礙,甚至是不幸的亂源。

我們活在一個不管是企業、學校或政客都強調個人很重要的世界裡,可是一切制度又都顯示系統總是優先於你個人。員工為公司賣命時,會感覺自己被視為機器裡的一顆齒輪。學生拿到的考試結果或成績,會使他們灰心喪志,覺得夢想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我們在職場上和學校裡,總是被告知只有一種正確的做事方法,而假如我們採取不同的做法,別人經常會說我們誤入歧途、想法天真,或直接說我們犯了錯。有太多時候,「表現優異」的優先順序並不會凌駕於「符合系統」之上。

但我們希望別人看見我們的個體性。我們想生活在能做自己的社會裡,我們想順應自己的本性去學習、成長、求進取,而不是必須改變自己去吻合人為的標準。這種想望引起一個超級重要的疑問,也是貫串本書意旨的疑問:一個堅信只能參考平均值來評估個人的社會,怎麼可能營造出理解和駕馭個體性的環境?


摘自 陶德‧羅斯《終結平庸》/先覺出版

Photo:Henry Burrows,CC Licensed.
數位編輯:吳羽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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