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面臉色的台灣人,忙得沒時間工作的瑞典人

我們的工作文化常被解讀為勤奮、耐勞,但是觀察了北歐人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以後,我漸漸理解,在工作上勤奮耐勞的我們,在無形中,其實是把履行生活中其他功能的義務和權利都怠惰掉了。

文│吳媛媛

忙得沒時間工作的瑞典人

以前在隆德大學念研究所的時候,我的宿舍在東亞研究中心附近。晚上經過東亞中心,總是看到有幾間辦公室燈還是亮著的。瑞典同學跟我說,那幾間基本上都是日本老師或是中國老師的辦公室。

寫論文的時候,我在哥本哈根大學亞洲中心待了兩個禮拜,和其他來自歐洲各國的碩博士生交流心得。我那時和芬蘭、德國學生合用一間辦公室,每天下午五點多鐘,辦公室裡就只剩我一個人。有一天晚上我待到末班車沒了,就索性在辦公室過夜。深夜時分,我的辦公室門陡然被打開,我轉身一看,原來是值夜班的打掃阿姨。臉色發白的她看到我似乎松了一口氣,說她還以為有小偷潛入呢。

後來中心負責人委婉地跟我說,下班時間就回家吧,別把打掃阿姨嚇著了。我不禁問他,難道以前都沒有研究生深夜待在辦公室的情形嗎?他想了一想,說有哦!很久以前也有一次,是個韓國學生。

後來我開始在大學教中文,到了晚上還留在學校辦公室的,也總是亞洲老師。

在瑞典一般少有加班壓力,不用看老闆顏色,但是似乎亞洲同胞們對於上下班時間的界定還是和瑞典、歐洲同事有根本上的不同。記得有次我在星期六晚上接到華人同事的電話,討論了一會公事。我先生在一旁顯得十分吃驚,問我到底是有什麼急事需要在週末討論。而我覺得,也不過是幾分鐘,沒那麼嚴重吧?

 

瑞典人雖然工時不長,但是比亞洲人還要忙碌

在亞洲,有不少勞工是因為工作權益缺少保障,因此被迫長時間工作。而這種模糊了工作和其他生活領域的習慣,也深深影響了社會風氣,讓我們從幼少時期就開始鞏固了對長時間工作的接納度。這種文化常被解讀為勤奮、耐勞,但是觀察了北歐人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以後,我漸漸理解,在工作上勤奮耐勞的我們,在無形中,其實是把履行生活中其他功能的義務和權利都怠惰掉了。

除了工作,我們每個人都有維持家庭功能、調劑自我身心的需求,履行這些功能對促進整體社會的健康穩定有很關鍵的功效,但是要平衡這幾個領域,卻不是那麼簡單。我發現瑞典人雖然工時不長,但是生活常常比亞洲人還要忙碌,每天上下班都是形色匆匆。首先工作上必須更仔細地計劃安排,下班前大家都把辦公室門關地緊緊的,抓緊時間把該做的事做完,讓今天沒有後顧之憂。下班後,沒孩子的人可能去健身房運動、回家看一本書、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家人朋友交流情感等。許多瑞典朋友在放長假前花很多時間規劃旅程、深入瞭解旅遊目的地,旅遊以後仔細整理相簿日誌,珍藏經歷和回憶。這些「休閒」其實都很費時費神,對旅遊結束第二天就開始忙碌工作的臺灣人來說,顯得是一種奢侈。

有孩子的人下班後去托兒所或學校接小孩,用心經營家庭時間。看著身邊的瑞典父母,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充實有趣,經常忙得分身乏術,張羅得不亦樂乎,我才了解,誰說亞洲人比瑞典人「勤勞」呢?

瑞典人並不是懶得工作,而是生命中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讓他們忙得沒時間工作。相對之下臺灣人勤勞工作而無暇經營其他功能,造成個人身心的貧乏不說,壓迫到家庭和教育的重要空間,才是最得不償失的。

 

休息是需求,也應該被視作一種義務

記得有一次我從瑞典中部坐長程巴士回瑞典南部。在離目的地只剩半小時路程的時候,司機突然停下車來,宣佈休息二十分鐘。原來為了乘客的安全,巴士公司規定司機在行駛一定時間以後,必須要停車休息。

休息是需求,也應該被視作一種義務,在精神穩健的狀態下工作往往能達到最佳的成效,這是所有職業都共通的。其實不光是職場勞動,肩負家庭內家務、育兒、長照等等無償勞動的人們(通常是女性),面對長時間持續的壓力,也經常造成情緒低落或崩潰,讓家庭籠罩在焦慮中,甚至釀成悲劇。我們現在面臨著許多社會問題,問題的根源錯綜複雜,而給予人們可以喘息或轉換角色的空間,乍聽之下似乎沒有直接關聯,卻常常是緩解問題的一大關鍵。

 

對勞資關係的觀念大不同

有次我和我先生在他老家閣樓裡發現了他國中時的社會科考卷。其中有一個題目說,你如果是蘇俄的執政者,會用什麼方式鼓勵民眾前往開墾西伯利亞?在答案欄裡我先生寫下了兩行大字:「更高的薪資、更好的福利。」這個答案,老師給了他滿分。他那時還只是十四五歲的孩子,這個答案當然不是他自己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瑞典的教育、社會帶給他的思維。

現在有越來越多個人和組織在臺灣推動勞工權益,同時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認為勞資協商會造成產業出走、失業率提升,導致最後大家都沒飯吃。抱持這種思維的人,有很多和你我同屬受薪階層,但這些人似乎覺得沒有本事創業,「淪為」受薪階層是一種原罪,出來吃頭路,自然要看人臉色。我相信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他們自己憑空構思出來的,而是臺灣的教育和社會灌輸給我們的思想在開花結果。

每一個社會都在無形中灌輸民眾各種思維,我不認為瑞典的思想就一定是正確的,一定比臺灣好。然而針對勞資關係,我只想提出一個事實,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方的立論在本質上從來沒有改變,但是如果分析真正提高失業率的因素,絕大多數都和產業結構以及社會制度面相關,跟有沒有工會、勞工權益的高低關聯性非常低。

前陣子我的學校的工會幫老師們爭取到更高的加班費,請我們把過去幾年來的加班時數總計交給學校,好申請薪資的補償。我不擅長龐雜的計算,拖到學期末還沒弄好,就順口問問同事們他們做好了沒。結果幾個華人同事表示,他們要先等其他人申請了以後,「看看上面的人臉色怎麼樣」,再決定要不要申請。

 

「我們先看看上面的臉色」。

在瑞典生活了近十年以後,這句話聽起來有點陌生、又多麼熟悉。我從小就了解到做好察言觀色的功夫,對自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從此「上面的臉色」,也成為了我們從家庭、學校一直到職場都擺脫不了的緊箍咒。這樣的順從和勤勉曾被視為穩定社會的一大支柱,但是過度強調,卻也造成了權力不斷地傾斜,直至失衡。

臺灣長久以來都是從經濟成長表現和成本/盈利的角度去思考「勞動」這件事。但是光用同一種視角,一定會形成許多盲點。從資方的角度來看,任何有損利潤的做法都是賠錢生意,這是很自然的思維,然而持續這種思維導致的後果,現在大家都有目共睹。試想,如果提供更優渥的薪資,可以替臺灣保住多少正在流失的人才,創造多少競爭力?確保民眾的工作保障和休閒時間,可以刺激多少消費,活絡多少市場;可以賦予父母們多少實踐家庭功能的寶貴機會?

現今臺灣社會看似充滿焦慮和對立,但我相信這種氛圍也正是讓人們換個方式思考的契機。但願在一片劍拔弩張的撻伐聲背後,追求長遠大眾福祉的考量可以被聽見被接納,並且漸漸紮根茁壯。

摘自 吳媛媛《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圓神出版  

 

Photo:Sigfrid Lundberg,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整理:曾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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