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教育很「便宜」?

在瑞典的高中,每次上課的學生人數大約是二十五人。每個老師會分配到約二十個「導生」,導師要和學生定期見面,和學生討論或幫忙解答生活或學習上碰到的各種問題。

文│吳媛媛

我以前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臺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因而導致了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在看了幾個歐洲國家的考試題目後我發現,思辨性能力也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引導學生和知識激盪、培養思辨能力的教育,聽起來很棒,但是這種教育在臺灣推動的可行性有多大?培養這樣的學生對於臺灣社會又有什麼實際的幫助呢?

記得有一次,我和先生的同事們聊到了不同國家的中學教育,我形容自己在臺灣的經歷:一個老師教四十位學生,教學以講課的方式為主,評量則多採取可以快速評分的選擇和填充題。一個瑞典老師聽了之後說:「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可以替政府省不少錢。」我聽了一愣。我聽過很多描述臺灣教育的形容詞,但是「便宜」這個詞,倒還是第一次聽到。

後來我仔細回想,可不是嗎?原來我們的教育,就是最省錢的那種!我以前曾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臺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因而導致了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在看了幾個歐洲國家的考試題目後我發現,思辨性能力也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當過老師的都知道,出一道記憶性的題目只要二十秒,但是出一道思辨性的題目,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

在瑞典的高中,每次上課的學生人數大約是二十五人。每個老師會分配到約二十個「導生」,導師要和學生定期見面,和學生討論或幫忙解答生活或學習上碰到的各種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若導師察覺了較嚴重的家庭、心理或學習障礙問題,學校另外設有專業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特教老師提供協助,同時也和社福機構緊密合作。

先生前陣子才將一名對家庭感到苦惱的學生,交給了學校那位和藹的諮詢師。先生的專業不在心理諮詢,幫不上忙,也沒人覺得他應該幫忙。相反的,他和另一位數學老師,每個星期一放學後在教室門口掛上「數學急診室」的布條,照顧那些因為數學而身心受創的孩子。這才是他想做,也真的有能力做的。

 

主動「質疑」你的課綱

瑞典各機構也致力於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和考題。比方說瑞典高中歷史第一級(注:瑞典高中歷史科共有三級。第一級是必修,內容十分廣泛;第二級開始可以依照以後想申請的大學科系走向,選修不同領域的歷史;第三級著重在歷史研究方法的訓練,只有少數社科或人文學系要求學生修完三級)有一個學習目標是:「習得歐洲歷史的幾個重要的時代劃分」,例如佃農時代、海權時代、啟蒙時代等等,學生必須知道這些時代的特徵,並且理解各時代是以何種視角來做區分。最後,學生必須去「質疑」(problematization)一個「時代」概念的形成。

就這一點,教育部提供了「維京時代」作為示範教案。教案中建議老師可以問學生,對學生來說「維京」是什麼,他們覺不覺得自己是「維京人」?接著老師可以解釋,「維京時代」這個詞彙其實一直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直到十九世紀,當時德意志和義大利統一運動如火如荼,斯堪地納維亞國家也出現了政治合作意向,以及尋找共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需求,此時維京時代和文化頓時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這時老師可以請學生開始思考,一個歷史用詞的生成,和當時的背景有什麼關係?從這段「質疑」的過程中,學生將逐步思考歷史知識的「人造性」,以及歷史和建構「我們」「他們」這種群體意識的緊密關係。

為了達到學習目標,每個老師也可以配合自己設計的教案,以不同的視角來詮釋。例如教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其中一項學習目標是:「理解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社會屏棄非理性傳統的風潮。思考這些革新的意義和成敗」。對於這點,許多瑞典老師喜歡使用的教案是讓學生討論「傳統節日的存在意義」,思考為什麼當時在法國很多人反對過聖誕節。而身為數學老師,先生則選擇了以公制單位的推行為例,來引導課堂的討論。

法國大革命時期,有鑑於各種文化中傳統測量單位的不一致,法國科學家制定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公制單位,這種單位用地球從北極到赤道距離的千萬分之一為一公尺,並以水為基準,把長度計量和容量、重量等聯結在一起。這個當時最「理性」「革新」的度量衡單位,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以外,幾乎獲得所有國家採用。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當時法國也推行了時間的十進制單位,一天為十小時,一小時為一百分鐘,但是這個革新在推行期間並沒有真正普及,而且幾年後就廢止了。在課堂上,學生們爭著發言討論為什麼度量衡的革新被採用,時間的革新卻失敗,有個學生說:「一個小時一百分鐘,我光聽就累了。」還有學生說:「不知道時間的革新對鐘錶業的人來說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自己在聽這些趣味橫生的歷史時,彷彿也感受到了兩百多年前法國社會的氣象,對於他們積極審視傳統的一股傻勁。在莞爾的同時,也感到肅然起敬,明明都是法國大革命,在瑞典課堂和在臺灣課堂上學到的,竟然可以如此不同。

剛好在數學課裡,也有一個學習目標是:「質疑生活周遭數學單位的習慣用法,理解這些單位和歷史、物質環境的關係」。例如世界上很多文化之所以都採用十進位,不是因為十這個數字在數學上有特殊意義,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十根手指頭。電腦沒有手指,它們只認得電路,所以我們用二進位或十六進位和它們溝通。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覺得源自於腳掌大小或石塊重量的傳統單位已不合時宜,於是運用人類對地球和自然的新知識,整合出一套更為簡便、理性的度量,而這個單位現今已被大多數國家人們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學生必須理解,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只是一種約定俗成。我們可以用巴比倫人的十二進位,用英呎或是公尺,那只是演算上的改變,而數學的本質,客觀物體的本質,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個近乎哲理的學習目標,被安排在瑞典最初級的高中數學課綱裡;而我雖然閉著眼睛都能解二次方程式,卻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饒富趣味的問題。

 

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

綜觀瑞典高中的課綱安排,會發現他們每學完什麼,都一定要「質疑」一下,另外,他們傾向把較抽象、偏哲理性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的課綱裡。我想這是因為很多科目的中級、高級課程並不是必修。許多學生可能學不到進階的三角函數和微積分,但是數學的意義、數學和人類生活的關係,是所有學生都應該試著去咀嚼和領略的。

瑞典的高中文史科課綱的柔軟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與其規定老師必須要教授哪些史實、哪些文學作品,課綱中的學習目標更以培養解讀技能為主,也讓老師在教學細節上,有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

瑞典的課綱,是國會中所有政黨一起審視和妥協而成的。他們了解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對形塑個人、群體的政治意識有多大的影響力,所以最後的妥協方案就是:所有政黨都不要試圖主導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取而代之的是:授予學生解讀歷史、文本的工具和視角(perspective),讓學生獨立判斷。也因為這一點,瑞典也不用像臺灣一樣,每逢政府改朝換代就可能發生「課綱微調」的問題。

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要促進教學內容的思辨化,提升教育品質,做法細節林林總總,但是最後一定都會回到資金問題。錢從哪裡來呢?經費的分配固然重要,而臺灣不公平的稅制和整體偏低的稅基也是關鍵因素。檯面上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說他們憂國憂民、鞠躬盡瘁,但其實「稅制改革」這四個字就是最好的照妖鏡,在這面照妖鏡的法力下,藍藍綠綠,牛頭馬面,全部都將無所遁形。

摘自 吳媛媛《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圓神出版  

 

Photo:Familjen Helsingborg,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整理:曾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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