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時,你的孩子在哪裡?

商學院教學生的大體都是「工作時把你的個人價值觀留在家裡。」這表示:在家對家人和朋友有待人處事準則,但在職場,只有處事準則。難怪很多人會覺得空虛和不快樂。

文/茱蒂.威克斯

 

職場和家庭,注定只能涇渭分明?

有關職場生活與家庭生活關係的老生常談是,應該要讓這兩者有著清楚的分野,然後靠通勤穿梭於兩種生活之間。但我發現兩者糾纏在一起─當然不見得要住在店鋪樓上,但應住在同一個社區─這有若干好處,且可以發揮重大效益,若否,則將產生不利後果。我逐漸體會到,將家庭生活與職場全然劃分開來,往往會導致價值觀分裂。

商學院教學生的大體都是「工作時把你的個人價值觀留在家裡。」這表示:在家對家人和朋友有待人處事準則,但在職場,只有處事準則。難怪很多人會覺得空虛和不快樂。職場是我們投注人生大多數時間和精力的所在,如果我們想要實踐人生,那麼讓職場與個人的價值觀相符再合理不過了。


當家庭和工作在一起,價值觀才不會脫鉤

從我的案例中你不難發現,由於家庭與工作在同一個地方,所以是不可能把我的個人價值觀留在家裡的,而這其實就是關鍵。當我們在同一個社區裡生活和做生意、把家庭生活和職場生活重新掛鉤在一起時,我們更會以社區的最大權益為先來經營事業,在做企業決策時採取跟教導我們孩子時完全一致的價值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同一個社區裡生活和工作,我發展出一種深層的在地感,就像英格瑪故鄉的店主一樣,也和我當時暫住在自由人店鋪後頭的感覺一樣。猶如舊時的家庭農場、家庭旅館和家族經營商店,我們的工作與家庭生活是整合在一起的。這種生活型態似乎在市郊成形後就消失了。市郊的崛起,讓工作與家庭從此涇渭分明,得靠長途通勤以往返,通常是開車。而在山森街,珍.雅各的活躍都市生活願景已然成了我們的實際生活。


帶兒女去上班,把彼此關懷的文化帶進職場

把家庭生活和職場生活全然分隔可能是工業化之後開始的,這種方式往往讓孩子無法了解自己的父母到底如何維生。我一直很讚佩婦女基金會(Ms. Foundation for Women)所發起的「帶兒女去上班」(Take Our Daughters and Sons to Work)活動,鼓勵父母帶小孩去見識和體驗他們父母的工作場所,以解決工作、家庭以及學校生活三分天下的問題。

不過就我而言,情況有點不太一樣。在生下葛麗絲一個禮拜後就回去工作的頭一天,我半夜關上外廊的門便回了家。我躡手躡腳地爬上床後,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我好像忘了什麼事。小孩!我把葛麗絲落在餐廳裡了!我飛奔上街,把門打開,看到她依舊在鋼琴上的籃子裡安穩地睡著。我的問題不在於帶女兒去上班─而是要記得把她帶回家。

生活和工作位於同一個社區,不僅讓我擁有一種更強的在地感,也發展出一種不尋常的企業展望。隨著時間流逝,我逐漸體認到,我在白狗咖啡有關採購、減少廢棄物或使用能源的任何決定,都對於自然環境產生了影響。對於人為環境的品質也同樣有所影響。我會問自己,我的這項決定會對山森街街區的獨有特質,以及我居住、工作的社區的生活品質加分還是減分。

就大公司而言,決策制定者和實際影響地兩造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執行長或董事會或許永遠無法體驗或感受到他們對人和地的影響。事實上,法律指引他們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要求公開上市公司在決策時應以股東的最大財務利益為先,而代價往往是犧牲其他相關人等的利益─與該企業有關或生活在該社區裡的人。這種分隔法鼓勵大家把謀求利潤和道德價值脫鉤,並創造出一個分化「我們」和「他們」的世界。

 

決策應該從心出發,而不是只經過大腦
   

身為一個活在這個世界的小企業主,我看得到我的決策所帶來的效應,逐漸意識到我在做決定時會更從「心」出發,而非僅從「腦」出發,因而這些決定更能顧及其他人的最大利益,且終究也是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並不是立刻就學會這些的。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掌握住卡爾.榮格(Carl Jung)的觀察所得:「人生在世必須經歷的最長旅程是從腦到心。」不過顯然對我來說,我絕大部分涉及改變的重大事業決策都是受到心的啟發─並透過我腦與心的連結以實踐。

 

給付生活薪資,負擔員工實際生活所需

其中一個例子是我決定支付所謂的生活薪資。我第一次聽到給付生活薪資的想法是在參加一項責任企業座談會時,它的意思是,企業主支付給員工的薪資不僅止於符合根本無以為生的聯邦最低薪資─時薪五.一五美元,而是自願給付實際的生活成本所需。

起初,我湧現的是典型生意人的直覺反應:不會有人告訴我到底要付員工多少錢的。接著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但在這麼多低薪員工的勞力密集餐飲業是行不通的。我是說,我怎麼可能付給所有的洗碗工和備料人員時薪八美元的起薪(當時費城的生活薪資水準)?總之,我認為我們給付的並不是那可憐的五.一五美元,洗碗工的最低薪資已經有六.五或七美元,其他人的時薪都已經至少達八美元。情況就是那樣,或說我覺得大抵如此。


然而有一天我在廚房時(多半是去冰箱拿一片派出來當點心),突然抬眼看到了三個排在備料台前準備蔬菜的年輕新人。他們立刻抬起頭來看著我,我瞬間有所感觸,不禁跟我自己說:「我到底在想什麼?我當然希望泰隆、葛雷和湯瑪士得以謀生,能夠支付他們的房租和買食物跟衣服。」

我把六、七個時薪還不到八美元生活薪資的員工和他們的督導召集過來,說明何謂生活薪資,以及我們很想給付那樣的水準,還有他們應該做的事─包括得來上班,而且得守時。我們經過一段試驗期後,他們獲得了額外加薪,到了當年底(一九九九年),所有人的時薪都達到了八美元,後來那變成了我們的起薪,而且其後還隨著生活成本攀升而上調。


摘自 茱蒂.威克斯《一張六十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臉譜出版

Photo:Donnie Ray Jones,CC Licensed.
數位編輯整理:吳羽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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