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寫小說，就拿下「林榮三文學獎」，聽起來幾乎不可思議。更讓人意外的是，得獎者當年30歲、是一名旅居東京的IT工程師，求學與職涯背景看起來和文學創作相去甚遠。
現年33歲的偷筆，本名劉憲錡，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清大資應所。國中開始寫程式，高中參加資訊競賽，大學畢業後曾在遊戲公司工作一年；碩士畢業後前往東京，進入科技公司工作，至今已超過7年。
這篇得獎的小說〈聖水〉，成了他的寫作起點，並以此延伸創作，在今年出版小說集《台孩危機》，描寫一群在兩岸之間長大的孩子，在移動中經歷的成長困惑與家庭裂縫。
《台孩危機》前兩篇故事帶有「半自傳」成分。偷筆把自己的部分青春經驗放進小說，包括轉學、被霸凌，以及身分認同上的混亂。
1990年代，爸爸到中國經商，他也跟著搬到蘇州。國中三年就讀當地私立雙語學校，高一再轉到昆山的華東台商子女學校；半年後，又回到台灣念高中。短短四年間，他經歷了不同的教育制度、語言習慣與文化環境的切換。
偷筆一直認為，過去社會談到台商二代有「抽樣偏差」，大家看到的大多是成功的樣板故事，這群人往往是資源最充足、選擇權最多的；但也有一群人，像是他的父親，選擇機會沒有那麼多，只是跟著當時的產業與機會到中國。「這群人是被忽視、沒有發聲機會的。」偷筆說。
有一次，他和表妹聊天。表妹說了一句「那個年代，機會都在中國。」這句話，大家已經聽了二十多年。
但偷筆想，這句話改變的，從來不只是一個人的職涯，還包括那些跟著一起搬遷的家庭和孩子。「因為這句話改變人生的人，現在怎麼了？」成了他創作的起心動念。
剛到中國時，偷筆形容自己像一隻「熊貓」，周遭的人對台灣學生充滿好奇，相處時也常帶著各種想像與預設。
他和弟弟一起被帶到蘇州。弟弟當時還在念國小，對世界與語言的認知尚未完全定型，比較像是在成長過程中，自然被新的環境塑形。
但偷筆不一樣。他已經建立了一套對語言、學校與生活的理解，突然被丟進另一套系統；他形容，那種感覺就像整個人被「重新打造」。那裡不用注音，得重新學漢語拼音；從繁體字切換成簡體字，用語、讀音與語言習慣也都不一樣，必須重新適應。
相較於生活與課業上的適應，更難回答的是，身分認同上的困惑。對他來說，跨文化成長過程最難適應的一件事，就是「永遠都在猜測別人怎麼預設我」。
剛轉回台灣高中的第一天，歷史老師以為他從中國回來，程度應該很好，結果隨堂測驗只考了50分，因此被奚落；英文程度較好，被同學問「你是不是留過學？」陷入「是，也不是」的尷尬狀態，怎麼解釋都奇怪。
那幾年，他甚至覺得自己「奇形怪狀、格格不入」，到底是哪裡人？
課業上的銜接，也讓他苦不堪言。中國學校的歷史、物理、化學等屬於副科，課時少；同學口中「國中就學過」的很多內容，他必須重新補起來，等於他一下子要重新追回將近十科，除了底子較好的英文和數學之外，其他科目都念得很辛苦。
高三學測結束後，原本想念資工的偷筆，順利錄取元智大學資工系。但他忘了上網填志願序。
班導師、輔導老師都曾提醒，要上網填志願序。直到截止當天晚上10點半，他才猛然想起這件事，但系統早在10點關閉。
他當場崩潰大哭，甚至跑出家門，想躲到一個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他原本想搭火車去花蓮外婆家，但時間太晚，火車只能坐到七堵。最後在朋友勸說下，他才回家，隔天再到學校想辦法。
在那之前，每當適應不順或遇到困難時，他總會想：「為什麼我要被帶去中國？誰跟我討論過？為什麼我沒有跟別人一樣的起跑點？」一直糾結生命中許多事都不是自己選的。
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以前都有別人可以怪，但這件事是我自己造成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怪了，我自己要負責。」
老師告訴他，指考團體報名還來得及。原本認為自己不適合走考試分發的他，只能重新開始準備；安排讀書計畫、做考古題，遇到不會的就去問老師。最後，他考上中央大學經濟系。
相隔十多年再回頭寫那些青春經驗，偷筆說，過程並沒有想像中痛苦。因為時間和距離已經拉開，加上小說終究保有虛構的空間，反而讓他有機會重新回到當年的現場，爬梳那些一直沒有答案的事。
「當下我的反應是怎樣？我希望小說裡的角色怎麼反應？」偷筆形容，寫作有點像一場諮商，或是一種「寫作療程」。
例如，直到現在，他仍不知道當年霸凌自己的同學，為什麼要那樣對待他。但寫進小說時，他必須替角色找到一個說得通的動機：是不是對方也有自己的創傷？是不是某些經歷，讓他最後變成那個樣子？
「如果找不到他的創傷，我就編一個給他。如果他是因為這樣才這麼做，我就可以原諒他。」
身為理工人的他並不覺得「理科」與「文學」互相衝突。「數學也是一種語言。」他說，當你理解符號究竟在描述什麼、真正想表達什麼，就沒有那麼可怕。
雖然寫的是文學，偷筆的寫作方法卻很「工程師」。
學編劇時，他曾經很抗拒傳統的「三幕劇」結構（開始、衝突、結局），覺得創作不該被固定框架限制；寫小說後，他的想法反而轉變，「既然有這麼好的結構工具，為什麼捨棄不用？」
因為他喜歡在題材和文字上做實驗，反而願意讓故事結構單純些，讓讀者比較容易跟上故事和情緒。
他的寫作也很「模組化」。先想好整體架構，再把故事拆成一個個區塊、切分字數，安排每個段落要發生什麼事、可以放進多少事件。如果那天只有兩個小時可以寫，就設定自己完成其中兩個段落。
連修改小說，也像軟體開發測試。得到文學獎後，他加入「想像朋友寫作會」；每個月的批鬥會，成員會把作品匿名丟出來，彼此交換意見，他把這個回饋過程視為「疊代」。這些專業讀者有哪裡看不懂，或是認為哪裡玩文字玩過頭，就做修改。
「如果等出書後才得到讀者回饋，要等到下一本書才能改，中間隔了兩、三年，疊代時間太長了。」
念研究所時，指導教授陳宜欣常要求學生，做報告時要能把複雜的演算法講到「連媽媽都聽得懂」。
後來，偷筆也把這個方法帶進創作裡。稿子寫完，他會拿給媽媽看，至少要做到「媽媽看得懂」。他笑說，媽媽其實有一點「兒子濾鏡」，對兒子的作品不太挑剔。兩人過去曾因為他到中國念書，分開很長一段時間；回到台灣後，母子關係反而更像朋友。
幸好媽媽原本就很愛看小說。偷筆還記得，小時候媽媽會偷偷去租言情小說，藏在被子裡看；沒想到多年後，她成了兒子最早也最忠實的讀者。
國中時被動離開台灣；研究所畢業後，偷筆主動做出另一次離開的決定。
當時他想，如果沒有趁這個時間出去工作，以後可能只會更難。恰好日本二手交易平台美露可利（Mercari）第一次到海外招募人才，他順利錄取，於是搬到東京，一住就是七年多。
偷筆把自己這群人的生命經驗稱為「二轉移民」。
他談到，當一個人在很小的時候，對故鄉的建構包括語言、生活方式、社會連結等，曾經被中斷或重新建立，和故鄉之間的連結，相對就沒那麼深。長大後有能力決定自己要在哪裡生活時，「要不要離開故鄉」這件事，反而少了一些掙扎。
他的台商二代同學們，後來有人回台灣，也有不少人又去了其他國家如越南，甚至沒有再回台灣生活。
他在《台孩危機》後記寫道：「我們這些沒留下的孩子，小時候拔土離根，長大了二轉練就治癒術，移種到哪都遍地長遍地開。」
成長過程中一次次搬遷與移動，也讓偷筆一直沒有很明確的「家」的想像。
在台北工作時，租屋處不是家；搬到東京後，也把住處當成暫時落腳的地方，想著或許住幾年就會離開。
直到與另一半一起生活，他開始思考：「家到底應該長什麼樣？」他發現自己對收納、空間、家的樣貌的想像竟然是空白的。
如今，身邊有另一半陪伴，他形容像是多了一個「支撐系統」，心安定了，創作也跟著穩定下來。對在移動中長大的他來說，「家」也終於不再只是模糊的想像，慢慢有了具體的樣子。
照片提供/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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