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媽媽的辛酸與孤獨》我們只能在各種不完美的方案中,盡力不留下缺憾,然後全力以赴

職業婦女有多難?即使現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性別意識形態上最為平等,但我們依然有著最傳統的家庭結構。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性別意識形態上最為平等,但卻有著最傳統的家庭結構。

階級使中上專業階級的男性在事業上享有特權,也使他們不用受制於和事業無關的家庭責任;事實上,他們主要的家庭責任在於他們的事業和養家。男人不需要做這一切,但在一個性別平等主義抬頭或至少是新生的年代,女人卻得如此。

這使得各種背景女性的處境都變得艱難,但高成就的職業女性卻面臨著她們所在階級特有的壓力。正如我們所見,這些壓力特別不利於她們一直往事業高峰攀爬——而且特別有害,因為這些職業需要不斷追求才能成功。

對於這些職業婦女來說,抽出時間離開職場、當母親,以及為家庭調適所帶來的職業懲罰,要比從事其他工作的女性高上許多。理解高成就的女性在試圖兼顧事業和家庭時,面臨了什麼樣的矛盾結構及文化壓力,這種關係構成了我們所說的「特權矛盾」,並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像這樣的女性很少能達到職業頂峰。

 

職場媽媽經常面臨的各種矛盾

我們對「特權矛盾」定義為:高成就女性基於性別利益追求的職業成就、性別平等主義和經濟獨立,牴觸她們做為照顧者和地位保持者這兩種家庭角色的階級利益。換句話說,那些在菁英職業中最有能力獲得成功和領導地位的女性,部分是由於她們的階級優勢,不過一旦成為母親,這種特權就會遭到削弱。

這或許不是一個矛盾,而是一系列在她們生命過程和工作及家庭之間相互聯繫和強化的矛盾。以下簡單列出我們在高成就女性身上看到的十條矛盾:

矛盾1:和職業相當的人結婚帶來不平等的職業。

矛盾2:平等的人結婚帶來不平等的婚姻。

矛盾3:高度投入事業的女性被評為不夠投入家庭。

矛盾4:高職位聘用的女性很容易就被放走。

矛盾5:進入職業的門檻很高而退出職業的門檻很低。

矛盾6:好工作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好。

矛盾7:菁英雇主、「最佳工作場所」是充滿敵意的工作場所。

矛盾8:職業女性有彈性,但只要一運用彈性就會引來懲罰。

矛盾9:女性離開她們湧入的男性領域而前往她們過往迴避的女性領域。

矛盾10:女性的經濟特權使她們可以自由追求將她們推向經濟邊緣的照顧工作(有償和無償)。

更廣泛地說,我們看見階級利益是如何不斷地與性別利益抗衡,面對工作與家庭這種難以兼顧的雙重束縛,女性退出職場成了務實的做法。

在工作方面,菁英工作中越來越多的超時工作代表了理想員工規範的強化,獨厚男性而不利於母親。高薪工作中對於理想員工規範的強化(尤其是更長的工時),也強化母性之牆(母職歧視),使得選擇退出職場成為高薪男性另一半在經濟上的理性選擇。男女薪酬持續存在的差距以及對於密集母職的性別化期待,意味著妻子幾乎總是「為了家庭好」而把自己的事業擺在一旁。

 

女性被迫成為「理想母親」的育兒壓力

在家庭方面,越來越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引發中上階級越來越嚴重的地位焦慮,隨之而來的是強化育兒的理想和做法。這些女性生活在充滿競爭壓力的富人區,在此人們對於母職的要求不斷提高,也給這些女性帶來壓力,要求她們成為或體現出完全留在家裡隨時有空的「理想母親。」

諷刺的是,毫無證據表明家庭主婦的努力使她們的孩子比職業婦女的孩子更有優勢,即使是在這個特權群體當中。事實上,如果要論及兩者的差異,證據顯示更有利於職業婦女,她們的女兒──尤其是母親受僱於高技能專業領域的女兒,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而她們的兒子更有可能會幫忙家務。

最初,職業婦女用來應對欠缺彈性的工作,以及先生老是不在家且不斷加班的短期策略而非長遠打算是選擇退出職場,但這帶來的弔詭後果,就是強化女性維持家庭階級特權的作用,同時加強她們在家庭和工作場所的性別從屬地位。

一旦女性脫離了有償工作,家庭對於她們做為階級地位維持者的依賴就會增加,一方面可以助先生的職業生涯一臂之力(以及因他們長時間工作而提升的賺錢能力),同時增加她們小孩的社會資本。

由於先生有賺錢的能力,女性擔任地位維持者的角色被認為比她們去賺錢對家庭更有價值。而身為傳遞家庭價值觀、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她們,也被認為無法取代。

選擇退出職場之後,這群女性的階級地位也使得家務特權成為可能──沒有繁重的家務勞動,而是在母職和社區參與之中感覺到充滿意義及愉快。家務特權的吸引力進一步延長她們暫停工作的時間,改變她們對工作的偏好以及對工作的價值觀。嫁給事業超級有成的男性,也會削弱她們工作的理由與動機,即使這使她們在父權體制的議價中成為附屬品。

藉此循環,選擇退出職場強化了工作僵化、性別歧視的結構,也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別從屬地位,同時也加強了菁英間的男性特權。

 

離開職場是被迫的選擇?還是一種特權的選擇?

儘管按照傳統的標準,女性回歸照顧家人的工作並不那麼賺錢,也不屬於菁英工作,但女性從中獲得的意義和滿足,經常更勝於以往的工作。女性以這種方式重塑自己,我們可以把她們另類詮釋為因為經濟上的特權使她們可以這麼做,所以她們得到解放而不僅僅受到限制嗎?

畢竟,經濟沒那麼寬裕的女性(也許還有許多男性)可能會羡慕這群女性不受限制地享受家庭的充足時光。選擇退出職場的女性,由於家境富裕,所以能讓她們從工作中釋放出來,那些工作毫無人性地要她們奉獻時間,只在意盈虧,而且經常是一種厭惡女性的環境。

反之,家務特權使女性有時間和資源重新投入到有社會意義和令人愉快的工作之中,並且提供她們與家庭及社區更深入連結的空間。這是大多數勞工,包括男性,希望的工作品質。事實上,在我們後續的訪談中,我們聽到許多女性描述自己的丈夫「疲憊不堪」,渴望擺脫無情的公司之輪,以便提前退休,或者像她們一樣,在「奉獻」的職業中追求「第二人生」。

換句話說,女性面對自身職涯的改變竟然會有如此正面的積態度,可能代表了兩方面的默許,其一是身為母親幾乎不可能符合男性職業霸權的──「一種被迫的選擇」;同時她們也欣喜或至少感激自己能拒絕工作──「一種特權的選擇。」

然而,女性的特權已經把她們從對母職充滿敵意且毫無底線要求的工作,換成有彈性與具備社會目的的工作;但同樣的選擇也使她們在經濟上遭到邊緣化,減少了她們的社會及婚姻權力,並阻礙她們躋身菁英行業的領袖之路。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樣的權衡不可避免嗎?或者是否有公共與(或)私人的解決方式呢?使得女性和男性都能更好地調和人類認同的兩個領域──愛及成就、家庭及工作?

 

摘自 帕梅拉‧史東《菁英媽媽想上班》/ 游擊文化

 

Photo: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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