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當孩子問課本要不要帶回家?

現在的孩子在戶外玩耍的時間,每天平均不到一小時。然而根據國際法,即使是安全級別最高的重刑犯監獄,每天必須讓犯人到外頭放風兩小時。也就是說,如今的孩子,在戶外的時間仍不及重刑犯的一半。

在課堂裡,我總是面臨著一連串的自我反思。

學生在放學的時候,總會習慣性地問我:「老師,課本可以放教室,還是要帶回家?」顯然他們在學校,也遇到過同樣的情形。

其實我並不關心課本放在哪裡,因為對在國外受教育的我而言,這是一件非常小、非常不重要的事。但我關心的是,這件明明不重要的事情,學生覺得自己可以決定,還是必需問大人?

如果孩子跟大人都一致認為,必須由「大人」決定,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學生需不需要問老師,才決定今天學的知識可以放教室,還是要帶回家?
如果知識已經在腦子裡面了,根本不可能留在教室,那麼為什麼還要帶課本回家?

 

會不會是因為「大人」覺得,「課本」比「學習」本身重要?

我從小也一直有這樣的懷疑,教室裡面的「大人」—當然就是老師,究竟覺得學生安靜守秩序比較重要,還是學習比較重要?

肯‧羅賓森在《讓孩子飛:別讓僵化體制扼殺孩子的未來》這本書裡面,提到一件我沒有想過的事:「童年」其實是相當新穎的概念,這個概念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在歐洲與美國成形。在那之前,小孩被當成小大人,必須擔負生活與工作的責任,一旦長大到有足夠的體力,就得做大人的工作。

他說在和聯合利華(Unilever) 曾配合奧妙(Omo)洗衣粉系列推出「髒污是好的(Dirt is Good)」的行銷活動,目的是鼓勵父母拋開顧慮,讓孩子在戶外盡情玩耍,體驗真實世界。但是負責這個計劃的「全球創新中心」團隊對全世界一萬兩千名家長進行調查後,卻發現現在的孩子在戶外玩耍的時間,每天平均不到一小時。然而根據國際法,即使是安全級別最高的重刑犯監獄,每天必須讓犯人到外頭放風兩小時。也就是說,如今的孩子,在戶外的時間仍不及重刑犯的一半。

這是為什麼,肯‧羅賓森強調8種能力,認為孩子應該學習的,是如何做一個有能力的人,包括好奇心、創造力、評判力、溝通力、合作力、同情力、公民力,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但時常被忽略的,那就是「平靜安適」的能力。

對我來說, 從童年就開始養成這些能力,正是我們希望學會思辨的目的,至於課本要不要帶回家,真的不重要,也不用問大人,如果你發現你的孩子,認為「課本要不要帶回家」是一個值得知道、而且應該要問大人的問題,意味著這個孩子應該已經在僵化體制當中中毒已深,受到了很大的束縛,身為大人的我們此時唯一恰當的反應,並不是誇獎這個孩子「很乖」,而是認真反省,我們究竟犯了什麼可怕的錯誤,會讓孩子在這個一百年多前才好不容易發明出來的「童年」,變得如此怕髒、怕犯錯、怕思考、怕自己做決定?

很有可能,我們自己也在這個枷鎖裡面。我們自己也怕髒、怕犯錯、怕思考、怕自己做決定。至於要如何解除這個世世代代以來,禁錮我們自由思想的魔咒?如果你真的想不出來的話,那就用開鎖咒「阿咯哈呣啦(Alohomora)」試試看好了,既然可以解開「麻瓜」的鎖,說不定也可以解開不常用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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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士瑩

一個從小就喜歡到世界盡頭去旅行的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2001年起計畫遍佈世界各地,七大洋五大洲只缺南極洲跟南冰洋,他很愛自己的工作。在緬甸衝突地區的和平工作,讓褚士瑩意識到發展工作的極限,因此從2015年赴英國倫敦瑞士哲學作家艾倫‧狄波頓成立的「The School Of Life」(人生學校),後來在法國「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Practices」(哲學踐行學院)師事奧斯卡‧柏尼菲博士,學習哲學諮商,目標是在緬甸內戰衝突地區成立一個草根哲學機構,鼓勵武裝部隊跟難民營中長大的孩子一起思考「和平為什麼比較好?」,進一步用哲學思考來面對世界上各種戰爭、貧窮、難民、移工、歧視等複雜的問題。

在台灣期間,他串連在地與國際團隊,一起關心兒童與成人的思考教育、訓練NGO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社區營造、小農與永續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

 

Photo:Gabriel Baranski , CC Licensed.

數位編輯:王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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