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的袖珍藝術,重現弘一法師的生活樣貌

在佛光山,和法師們聊起植物,一位法師說,花代表無常。我沒有讀過佛經,不過,花開葉落,總讓我歡喜感動。

如何開啟以袖珍藝術為主業的生活

許多人是偶然才發現,原來,最美好的時光,是和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那時候,歡樂好像比現在要持久。」微博上的朋友給我留言。看著袖珍,童年彷彿回來了,又欣喜又傷感。

「院子裡的木香花,遮滿了半個院子,夏天陣陣飄香。但是每次從下面經過都要很小心,毛毛蟲會時不時掉下來。奶奶還給我做了花瓣枕頭,整整一年都是夏天的味道……」

「最喜歡幫外公燒土灶,可是外公現在已經不在了,這次清明一定要回去給外公上墳。」

「想到了外婆家的小院子,記憶裡的花貓,角落裡的殘花,院牆上結的滿滿的佛手柑,有些破舊的灶台,以及在泡桐下做著針線活兒乘涼的外婆,微風吹過,那是最美好的時光。」

這本書說的,就是我和這些朋友的故事,這是我做袖珍最大的收穫,他們看到了我的內心。我漸漸明白,我做的都是我懷念的,只是一開始,我自己沒有留意到。

我做袖珍,跟養貓一樣,純屬意外。二○○八年春天去香港旅遊,出發前,在網上做攻略,突然發現了小小的袖珍世界。一個馬來西亞女生製作的ZAKKA風小店,面積跟一本雜誌差不多,放在青草地上拍照,陽光斜斜灑入。很奇妙,突然之間,我覺得自己變大了。

終於有一天,我動手做起來,很快確信這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把工作辭了。

爸媽都擔心。這東西能養活自己嗎?我沒法回答他們。老媽常勸我,找個正經工作吧。我聽她絮叨,左耳進,右耳出。慢慢地,我去許多城市參展,接受很多採訪,她開始接受了。

我很高興自己當初沒想太多。沒工具,就拿家裡現成的老剪刀、鉗子和鋸子,有一次甚至用上了舊菜刀。買不到材料,就用裝修剩下的邊角料和碎布、軟陶;找不到老師,我就慢慢觀察。日常生活看起來瑣瑣碎碎,其實,什麼問題都有答案。

我讓老媽看中央電視台拍的紀錄片,她問我,你怎麼這麼嚴肅?她不知道,拍攝特別辛苦,我累得笑不出。導演採訪我的時候,聊起袖珍創作,我說,父母是我最好的老師。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荔枝的核有手指頭大。媽媽用小刀把荔枝核雕成小水桶給我玩。爸爸喜歡園藝,他為我在小貝殼裡種上小多肉,做成迷你盆栽。這大概是袖珍在我心裡最早的種子。

做袖珍後,我常常向父母請教,以前的竹椅子是怎麼做的?老房子裡鋪地的青磚有多厚呢?他們總是認真幫我找答案,有時候,他們記不清,就去幫我拍照,或者請教街坊九十多歲的老奶奶。還有的時候,老爸和老媽答案不同,在電話那頭爭辯起來—為八十年代衣櫃的樣式,為老式凳子的榫接結構。我在電話這頭,又感動又好笑。

家裡的老房子打算清理舊物,媽媽發來照片問我:「奶奶留下的舊木箱,你要嗎?還有這個玻璃盤,是我結婚時用來裝茶水招待客人的。」我忙不迭地說,都留下來!

因為袖珍,我認識了許多天南海北的朋友,每到一個城市,當地的朋友都說,一定要見見啊。他們帶我去找古老的市井,那裡的房子和人,還有日常使用的家什,雖然日久年深,卻沒有被包裝成文物供人觀賞,他們依然是衣食住行,依然是柴米油鹽,生活還在繼續。

 

相見已過千山

弘一法師的藤箱,放在紀念館裡,已經破成兩半。我查了民國時期藤箱的照片,把它復原。當時電視裡正播出民國劇《紅娘子》,毛阿敏唱的片尾曲,每次聽到「相見已過千山,轉身已是萬年」,就會想起渡口,或者車站,有人拎著藤箱,久久望向來處。弘一法師留下的作品,流傳最廣的是《送別》,不過,那是「長亭外,古道邊」。

看著法師的遺物,回想他的一生,我開始創作《寮房》。

法師留下一把陽傘,還很完好,是那個年代少見的樣式。那是法師年輕的時候,母親送給他的。我想像著,法師每次打開收起這把傘,是怎樣地小心。

弘一法師會寫信託徒弟代購生活用品,從曼陀林的琴弦到衣服、蚊帳。

我想像著法師的日常生活:兩條舊板凳,幾片木板,搭起一張床。蚊帳打著補丁,眼鏡盒斑駁陳舊,眼鏡梁上纏著舊布條。喝水時用來濾蟲的水灢色澤暗沉,口沿處縫在篾條上的線已經脫落一半。

我做的蚊帳,朋友疑惑,「是不是太硬了一點?」

我說,「這是民國時代窮人家的蚊帳,當時是這樣的。」

其實,我打電話問過老媽,她去請教街坊九十多歲的老奶奶,順便帶回一小塊老奶奶年輕時做蚊帳用的料子,那是一塊麻布,比我小時候的蚊帳粗糙很多。我用最細薄的紗布縫製蚊帳,正好是那個時代的粗糙。

剛開始製作《寮房》,兩隻小女貓才半歲,當時她們的弟弟小黃黃也在露台上,三隻貓都很好奇。

我做好床,用細竹子搭了蚊帳,莫愁和超風都過來看,輪流用鼻子碰竹竿。蚊帳的掛鉤,我回憶奶奶用過的,用細銅線打磨了一對。床上的枕頭,是爺爺睡過的樣式。

黑色臉盆架放在露台上拍照,小黃黃走過來左看右看。太陽要下山了,臉盆架和老銅盆鍍上了一層金色,我想起小時候的夏天,奶奶在天井裡洗頭髮,臉盆架上放一盆中藥似的水,那是用榨完茶籽油的茶籽餅燒的,冒著騰騰熱氣。

我把袖珍桌椅放在花園椅上,莫愁走過來,腦袋直湊到桌前。下午,牠們常在工作台上打盹,挨著我製作的袖珍家具,沐浴在金色陽光裡。

《寮房》我製作了兩次。第一次,是日本一家籌建中的博物館訂製的。接到台北佛光山的展覽邀請後,我想起,這也許是佛家的因緣,就又重新做了一遍。

二○一三年的最後一天,我在台北佛光緣美術館布展。

「那盞燈要是會亮就好了。」策展人卡門有一點遺憾。

《寮房》的風燈本來是會亮的,第一次的製作,我藏了袖珍燈泡在裡面。但這次,我放進一支極小的蠟燭。

我給卡門看《寮房》裡的陶瓷筆洗,「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終於,卡門看到了我燒出的冰裂紋,「這是真的嗎?怎麼做到的?」

上一次,釉色用模型顏料類比,冰裂紋是畫出來的。這一次,我特地去了景德鎮,回來燒了真正的陶瓷,失敗了很多次後,把冰裂紋也縮成了袖珍。

沒有觀眾看得清冰裂紋,我燒得太細了,光線明亮的時候,也要湊得極近才能發現。不過我很安心,就像我知道,風燈裡的蠟燭是可以點亮的,雖然只有一瞬。

在佛光山,和法師們聊起植物,一位法師說,花代表無常。我沒有讀過佛經,不過,花開葉落,總讓我歡喜感動。

我在剛布置好的《寮房》裡,加了一片小小落葉。

 

摘自 西樹《小小小生活:袖珍,貓,致消逝的年代與記憶》/寶瓶文化

 

圖片提供:寶瓶文化

數位編輯:吳佩珊、吳怡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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