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喜子（장희자，６２歲）是五個兄弟姊妹中的大姊，是一名男性的妻子、兩個兒子的媽媽，既是媳婦也是婆婆，這些都是「家族關係中的喜子」的稱謂。喜子曾在運輸公司中擔任出色的財務人員；她也是教出兩個優秀兒子的育兒專家；為了照顧父母，她還取得照護員的證照，所以是能照顧生病公婆的專家；她也是一名從事志工服務超過二十年的志工專家，這些都是喜子透過自身所做的工作，而得來的名稱。
「喜子」是「喜悅」和「兒子」的意思，以前喜子對自己的名字並不滿意。她的人生就像是協助別人的總務，這點有時讓她感到傷心。而如今６０歲的喜子，變得喜歡自己的名字。雖然沒有頭銜，但她相信自己長期以來在家庭裡做了重要的事情，自己認為她是為家人和鄰居帶來快樂的人。
「內人」。像喜子這樣婚後負責家務的女性，韓國社會長期以來稱她們為「內人」。韓國國立國語院和女性政策研究院在２００８年認定「內人」是歧視用語，但仍有不少男性在介紹自己的配偶時會稱妻子是「內人」。在２０２１年５月，法律認定家務勞動為勞動。１９５３年制定《勞動基準法》以來，過了六十八年，家務勞動者身為勞動者的法律地位才得到認可。
喜子說，她已經習慣每次被問到職業時都回答「我在家閒著」。內人們真的在家閒著嗎？記者前前後後共採訪了典型的韓式長女──喜子──六次。接下來是喜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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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張喜子，１９６０年出生，是戰後的世代。原本住在江原道，你聽說過以蒸包聞名的安興吧？我的胎盤就埋在那裡。
我３歲左右搬到忠南公州，在那裡讀到小學兩年級，以前爸爸賣米，媽媽經營一間叫做「忠南商會」的小雜貨店，在路旁賣車票等各種東西。那時的生活比較寬裕，因為我記得當時同學揹的是布制的書包，但我揹的是真正的皮革書包，還穿著皮鞋上學。
後來因為父親事業不順，我們搬到水原，住在水原的那兩個月，父母把哥哥和我寄養在隔壁人家家裡。當時我很害怕，擔心父母不會來接我們。
那時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有些孩子會被送到孤兒院，或是送給別人領養。我大概９歲就開始懂事了，我跟哥哥寄人籬下時，是由我來照顧大我３歲的哥哥；即使後來和父母住在一起，我還是覺得要好好表現，似乎是從那時開始得了「乖孩子病」，從不會喊累，總是以身作則。村裡的長輩們總說，喜子體內住著一條蟒蛇。
我下面還有跟我分別差３歲、６歲、９歲的弟弟妹妹，身為五個兄弟姊妹的長女，我長大後還要照顧他們。５９歲的妹妹現在打電話給我時，還是會說「好的，姊姊」，我真的是像媽媽一樣的姊姊。我最近經常在大腿上扎蜂針，真的很痛，但我總是一聲都不吭。中醫師說，第一次看到這麼能忍的人。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就習慣忍耐。
學校⋯⋯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能說出這件事。我之前高中讀夜間部，而且因為學費太貴了，我得打工賺錢，所以我白天在大學辦公室打雜，晚上去上課，讀夜間部的高中生都要這樣子半工半讀。晚上去上學這件事讓我覺得很丟臉，有好一段時間都沒能說出口，現在能說出口，代表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畢業後去運輸公司上班，當時教授們都阻止我，他們說運輸公司很危險，何必去那裡？他們要我繼續待在學校，在學校很舒適⋯⋯但我覺得自己每天都被當成涉世未深的人，似乎永遠都只是「張小姐」，我想要成長。
我在運輸公司從開收據、數錢的工作開始做起，後來進入會計部門。我真的很認真工作，就算被問到好幾年前的事情，我還是能說得很詳細，所以上司都只找我問事情。我領到薪水後一定會買書來看。我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會先交給媽媽，至於剩餘的錢，我就自己省著用，過得還算開心。
我曾在下班後參加ＹＷＣＡ的手語講座，現在也常和當初上班認識的姊姊們約出來見面，一起聊天時，會聊到當初真的忍了很多。那時社會的風氣相當重男輕女，要是發生在現在，大家會說那是＃ＭｅＴｏｏ事件，但當時我常聽到的卻是「因為你是女人啊⋯⋯」；走路走到一半被拍屁股、摸肩膀這種事屢見不鮮，就算很討厭也沒能抗議。
我叔叔幫我做媒，帶我去相親。媽媽說她沒臉見人，因為兒女還沒嫁出去很丟臉，當時我２７歲，哥哥３０歲。我透過相親認識先生後，他那一個月內每天都來找我、向我求婚，他從位於仁川的公司開兩個半小時的車到水原；最後，我們在認識一個月又二十天後就結婚了，等於是跟陌生人結婚（笑）。
那時似乎是在逃避，因為如果想要搬出來住，除了結婚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我那個月天天都看到他，對他的印象僅止於「他感覺是個老實人」。不過在那個年代，人們常常沒見過幾次面就結婚。
結婚後辭職是理所當然的，連穿的衣服都變得不一樣了，每天都穿著家居服做家事、照顧小孩，很自然地走上了賢妻良母的道路。第一次當媽媽、當媳婦⋯⋯真的很難，根本沒有人教我「如何當一個母親」！
在我們那個年代，嫁妝就是《女性大百科》，從嬰兒吃的食品到家務事，婚喪喜慶等一系列內容都寫得清清楚楚。我懷孕時曾去仁川公民會館聆聽父母教育講座，也透過報紙學到很多。我一生完小孩就買了全套《福祿貝爾童書》和《蒙特梭利》，那時先生每個月的薪水是３０萬韓元，而全套叢書是６５萬韓元；我不覺得有必要為自己買東西，只想全部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那時我好像也透過閱讀那些書學到了很多東西，做菜是看《黃慧性料理百科全書》（宮廷料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來的（笑）。
我從沒想過要跟先生分攤家務或育兒，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準備早餐，送兩個兒子上學後就開始打掃家裡，忙得沒時間睡午覺，晚上也沒辦法早睡。孩子們還在念書時，會讀到晚上十二點，所以我都要開車去接他們。雖然家務也是工作，但我好像不覺得那是「工作」，久而久之，我的生活變成以孩子們的上學時間、丈夫的下班時間為分界點；而且婆家在京畿道華城務農，我週末也會去幫忙農活，那時候還為了能幫忙農活而考了駕照。
我也不是沒做過賺錢的工作，社區裡的媽媽們會一起做很多手工藝，作為一種副業⋯⋯我妹妹開了一家照片沖洗店，我也會去那裡繞繞，幫忙顧店，做了十年左右；趁白天做家務的空檔去幫忙，這樣一個月可以賺１２０萬韓元，我存下這些錢，居住環境也因此改善了，但是先生仍不認可我。(相關閱讀：樂當非典型媽媽！IG網紅瑪姬老師：即便做自己，也能成為孩子心中的好媽媽！)
每次先生打電話來，劈頭就問：「孩子呢？」那時我覺得自己做的與其說是工作，倒不如說是在幫妹妹的忙。
後來ＩＭＦ外匯危機爆發時，先生就申請名譽退職２１了，但我有收入，所以我叫他不用擔心，還讓他去旅行散心。他回來後看到我在工作，就問我：「要不要載你？」那好像是他第一次認可我所做的是「工作」。在獻金運動時，家庭主婦們真的很努力，我也捐出我珍藏的戒指。我最小的弟媳是西班牙人，她很驚訝地問：「你們怎麼會因為國家陷入危機，就把自己的黃金拿出來？」
後來公婆身體不好，我們就搬到他們家隔壁，公公需要洗腎，都是我開車送他去醫院。起初十年是每個月從安山往返首爾兩次，最後兩年是一週要去安山醫院三次。由於住得很近，我會做些小菜放在他們家、也幫忙打掃，等於我做了兩個家的家事，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很久（笑）。
公公去世後，我就把婆婆接到家裡，但後來婆婆罹患膽管癌，後來還是不敵病魔去世。送他們去醫院時，醫護人員都問我是不是女兒，我就這樣照顧了十五年。去年７月開始，我媽媽也搬過來住了，本來她的身體很硬朗，但現在也退化了，這種照顧沒完沒了（笑）。
每天要為長輩張羅三餐真的很困難，其實我早就預料到年紀大了得照顧父母，所以提前考取了照護員的證照。我就是接受了現狀，不覺得辛苦，也不感到委屈，可能是看在我照顧公婆的份上，先生對我媽媽也很好。
我不會對子女抱有期待，以後如果我生病了，我要搬到療養院；我們這一代好像就是這樣，現在看到兒子和兒媳一起工作、一起做家事就覺得很棒了，那畫面很美。
我做志工已經很久了。（那是１９９０年代政府開始推動的政策，）在日治時期被強迫遷移到庫頁島２３的人們移居到安山（租賃公寓園區），那時我曾協助他們定居，還邀請他們住在我家⋯⋯延續了十年左右，後來因為我出車禍而中斷。
我從２０１１年開始在美麗商店（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ｔｏｒｅ）工作，還被選為宣傳大使，跟來自全國各地的志工合照，那次的經驗非常愉快。當時他們幫我製作了宣傳大使的名片，我收到時心情很微妙，因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名片，卻無處可送，難免有點失落。
回顧我的人生，我總覺得自己虧欠家人。通常大家都把工作的人視為家裡的經濟支柱，不過，雖然我有賺錢，但我覺得我做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事情，而不是在工作。我有個朋友當了奶奶，我就跟她一起（替還在上班的朋友的女兒）照顧孫女，照顧了五年。
那位朋友的女兒說：「喜子奶奶（朋友孫女對喜子的暱稱）是第一名的阿姨，到首爾一個月可以賺３００萬到５００萬韓元。」
當時聽到這段話，我實在不敢置信──我好像從來沒跟什麼人提過我的名字，參加媽媽聚會時，就算彼此已經認識將近二十年，通常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因為只會互稱「○○的媽媽」。
你們說要做名片⋯⋯那我的頭銜應該是大姊、長媳、總務、照護員、韓式料理廚師、最佳司機？（笑）就直接說是志工好了，我以後也想繼續當志工。
兒子叫我去學諮商，他說我肯定能做得好，我想傾聽和我年齡相近的人的痛苦。當我思考自己是誰時，只會想到我是某人的媽媽、某人的妻子，但聊了這麼多之後，我覺得我是很不錯的人。謝謝你一直聽我說，也謝謝你問我做過的事，我現在要去幫媽媽做晚餐了。和我一樣同為「內人」的朋友們，我們都很棒，我們都辛苦了。
摘自 京鄉新聞性別企劃組《我們只是沒有名片，從來沒有休息過！：她們不只是誰的妻子、誰的母親，探訪這些韓國大姊們真正的「工作」故事。》/方舟文化
Photo：方舟文化
數位編輯：陳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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