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亞洲家庭裡，父母的愛往往伴隨著傷害與矛盾。
當理應守護孩子的父母，卻以「愛」為名說出或做出傷害性的言語與行為，孩子會陷入一種無法逃脫的掙扎：「如果父母真的愛我，為什麼會這樣打我、羞辱我？是不是因為我不好、不夠聽話，他們才會這樣對我？」這就是典型的雙重束縛（double bind）──孩子無論怎麼回應都會錯，又不能質疑父母的「愛」，只能把矛頭轉向自己。
於是，孩子選擇自責：「是我太糟，爸媽才這樣對我。」這種自責帶來一種虛假的希望：只要我更努力、更乖巧，總有一天，父母會接納我。
在這樣的環境裡，孩子為了維持和父母的連結，會逐漸壓抑真實的需求與情感，發展出「假我」（false self）。
精神分析學家唐諾‧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認為，「假我」是孩子為了生存，迎合父母期待所戴上的保護面具。
在健康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會有適度的假我，例如社交場合的禮貌與自制。但當父母長期否定孩子的真實感受，孩子的「假我」就會過度膨脹，真我被壓抑；習慣用「乖巧」、「懂事」的外在表現，來換取父母的愛與認可。
艾莎便是這樣的例子。
出生在重男輕女的家庭，她從小被視為「賠錢貨」。母親常對她說：「你是來討債的。」
在父母忙碌與忽略之下，小艾莎學會壓抑需求，努力照顧弟妹、分擔家事，以「乖女兒」、「媽媽的幫手」的形象來換取一點存在感。
然而，內心深處，她卻把父母的批評──「你不懂事」、「你很糟糕」──內化成自我形象，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
即使成年後在學業、職場都表現優異，她仍然無法相信自己的能力，常覺得只是僥倖，害怕有一天被揭穿真面目，這也正是「冒牌者症候群」的典型寫照。
「假我」的策略，短期可以幫助孩子生存，但長期卻造成空虛、羞愧與自我價值低落。
腦科學研究也印證了這一點：需要長期壓抑情緒的人，會過度動員前額葉來抑制內在衝動；在腦影像檢查中，可見前額葉過度活化；同時，童年創傷者的大腦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內部連結也顯著減弱，反映出自我感與經驗整合的困難。
這些結果告訴我們，自我認同的混亂與價值低落，不只是心理上的感受，而是真實刻印在大腦的變化之中。
因此，亞洲教養中常見的心理控制與情感否定，不只是虎媽教養的「嚴格」、「要求高」而已，其所帶來更深層的代價是：孩子失去了相信與肯定自己的能力。
長大後，即使功成名就，內心仍覺得空洞與不配，這正是自我價值低落的隱形傷痕。
透過艾莎的故事，看見亞洲父母在教養上強調成就與控制，卻往往忽略了情感支持，因此容易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情感疏離、自我價值低落與空虛感。
上一代的亞洲父母，強調紀律、學業至上與集體榮譽，而更靠近西方主流觀念的年輕一代，則更重視個人表達、自主與情感交流。
對當代亞洲父母而言，最大的挑戰是：若從未有人這樣愛過我，我該如何學會用那樣的方式來愛我的孩子？當我仍重複父母曾對待我的方式，無法以理想中的樣貌愛孩子時，我該如何調整？
其實，不管是西方父母以擁抱、讚美等直接方式所表達的愛，或亞洲父母透過付出的行動，所展現的關懷，例如努力賺錢，供子女受教育，或為孩子準備豐盛的飯菜，這都是愛，也沒有對錯之分。
比起父母表達愛的方式，能讓孩子保有自我連結的重點在於：父母是否能讓孩子理解，並認同父母表達愛的方式。
芝加哥大學崔允淳教授的研究發現：當亞洲青少年認同父母的文化時，他們會將嚴格管教視為正向的保護；反之，若孩子的價值觀傾向西方，無法認同父母時，他們就更容易感受到壓抑與情緒負擔。
身為新一代的亞洲父母，如果對孩子直接讚美、肢體擁抱，讓你感到困難，你仍然可以在延續上一代，以行動表達愛的方式時，加入更多明確的訊息，讓孩子感受到你的在乎。
你可以透過言語、紙條、訊息，告訴孩子：
■「爸媽記得你喜歡吃什麼，因為我們在乎你。」
■「爸媽努力工作，是希望你能過更好的生活。雖然陪伴時間有限，但並不是不在乎你。」
■「爸媽希望你努力學習，但也會尊重你的感受，並在你表現好的時候，肯定你。」
即使保留了適度的規範與期待，以及上一代的教養習慣，只要父母願意學習加入更多情感支持，使孩子能理解與認同父母以行動表達愛的方式，仍能給予孩子安全感與支持。
摘自 吳依倫《那些傷，住進我身體：精神科醫師從大腦與神經系統，剖析家庭創傷如何傷身與療癒》/ 寶瓶文化
首圖：AI生成 數位編輯：陳宣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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